香港怎么了?

2016-05-19 2647 0

香港的困局,怎么破,经济问题,怎么解,这仿佛成了目前港人和国人,甚至是全世界最关注的问题。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来港视察,这是继2012年胡锦涛赴港参加香港回归15周年活动后,首次有正国级领导人访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张德江这次来港:


一是显示中央高度重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繁荣发展;


二是表明中央看重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希望香港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十三五」规划等机遇;


三是藉视察了解香港情况来打气鼓劲,冀香港各界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和谐,建设美好香港。


可以看到,国家支持香港的立场,从来都是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


给大家推荐一篇雪饵两年前关于香港经济论断的文章,此文观点犀利,可圈可点,客观反映出了一些现状,值得思考。


以下为正文:


香港的香味,似乎正在淡去。

  

17年前,有一首歌风靡内地,歌中不断地感慨:“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彼时,香港虽然未必是内地人心中最“香”的,却是在“香”单上最有可能一亲芳泽的。它数十年的繁荣与优势来自哪里?

  

17年,弹指一挥间,如今香港人最为认真考虑的却是:香港是否真的会被边缘化?


一窗独留


香港怎样那么香,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以及不同的立场,都有各自的解释。对此,无论学界还是舆论界,大致有两大类解释:

  

一、香港之香,来自于英治时期建立的自由市场及其一整套法律体系;

  

二、香港之香,来自于其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及内地所给予的强大支撑。

  

其实,这两大类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制度优势,后者是区位优势;前者是“香”的内因,后者是“香”的外因;前者是港人的后天努力,后者是港地的先天条件……

  

即便侧重前者,也大可不必迷信英国人对自己创造了东方之珠神话的吹嘘。大英帝国固然在世界上留下了不少闪光的碎片,帝国谢幕了,这些光芒至今仍在。然而,至少在1949年风云突变之前,相比于“大家闺秀”的上海,香港至多只能算作“小家碧玉”。

   

1949年中国内战消停,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转机—— 一方面是以上海人为主的内地富商,携带巨额流亡资金涌入;另一方面是冷战降临,中国内地被铁幕包围。在这一点上,后人不能不佩服英国对红色中国的率先认可,这对换取香港“现状”暂时不变,无疑大有裨益。而新生的红色中国,也明智地勒住了战马的缰绳,留下香港,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铁幕合围中留下了一个顺畅出气的窗口。

  

偌大的中国都堵上了,只留下香港一窗,巨量的物资进出口蜂拥而来,量全国之物力,推香港之繁荣,小小的香港被从天而降的巨大馅饼稳稳砸中。彼时的香港发迹,与其说是“香港奇迹”,不如说是“中国奇迹”:一个大国(未必是强国),奇迹般地与世界断绝了往来,而且一断就是30年,香港因此也就奇迹般地获得了腾飞。其实,不光香港,包括中国台湾、乃至日本,亦都因此沾光。

  

那是香港腾飞的第一次重大机遇。

  

自唐宋以来,除了明清开国早期短暂的海禁之外,中华帝国从来没有中断过与世界的贸易。以德国学者弗兰克为代表,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到十九世纪初期,有一个漫长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而中国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的“单口通商”——即广州作为欧美商人对华贸易的唯一口岸,被广泛理解为中国“闭关锁国”的标志,自此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重开多个口岸,普遍被称为“广东体系”(Canton System)。而这,恰恰是流传最广的误读。

  

乾隆时代的“单口通商”,所限的仅仅是欧美商人,更确切地说,主要是英、美商人。葡萄牙人在澳门、西班牙人在厦门,都可以继续自由贸易;来自东南亚、日本等国的商人,也依然可以继续在其他口岸自由贸易。

  

无论从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华帝国的政府行为来看,从未“闭关”,亦未“锁国”,而且,中国商人一直牢牢掌控着诸如茶叶、丝绸、瓷器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直到1870年代才因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及蒸汽轮船的普及而丢失。

  

相比清代的广州,冷战时期的香港,才是真正的“单口通商”。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内地的苦难——除了冷战的铁幕之外,还有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构成了香港腾飞的历史机遇。铁幕落下,仅在1949年和1950年,香港对内地贸易额就分别比上年上升66%及74%,大大超过1947年至1949年每年增长35%的水平。


两次转型崛起


“单口通商”,最初仅仅是转口贸易,这也是二战前香港的支柱经济。随着“单口通商”积累了大量资本、技术、劳力、原料和经验,香港逐渐具备了发展加工业的条件。1960年代,全球经济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产业的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香港比台湾、新加坡、韩国都更早地抓住这个机会,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大力发展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终于打造了“亚洲四小龙”之龙头地位。60年代末,香港制造工业产值已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0%,成衣、手表、时钟、玩具等十种产品的出口名列世界首位,很多产品己经远销世界各地。香港产品出口的比重则由50年代初的10%左右增加到80%左右,制造业己经成为香港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

  

而彼时的内地,依然在政治运动的旋涡里挣扎,不仅令香港、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少了一个原本应该强劲的竞争对手,也给香港提供了巨大的资源与市场腹地,这也正是香港有别于另三条“小龙”的关键竞争力所在。

  

从1949年到1979年,可算是香港经济的第一次转型。

  

到了1970年代末期,国际石油危机爆发,香港出口受阻、制造业停滞。此时,内地终于开始了改革开放,再度为香港的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多年前,有人曾经感慨,正是因为殖民地的遭遇而造就了香港的繁荣。但是,香港的繁荣真的因为被殖民才带来的吗?大英帝国很多殖民地,比如非洲,怎么就没有繁荣呢?区别之一,就在于其是否有腹地。

  

香港背靠内地的巨大腹地,先是托冷战之福,独留此窗通气;随后又托改革之福,内地再度开门时,香港成为排在门口的第一人,由此掀开了香港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将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内地,依赖内地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获取“第二春”。同时,腾出手来,在香港本土实现了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到80年代末期,服务业在GDP占比中超过80%。并且,充分发掘内地改革开放的需求,将香港建设成了全球的金融中心。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更高层次上的“单口通商”——香港不仅成为内地改革开放的灯塔,更成为沟通内地与世界的桥梁。

  

毫无疑问,在香港的经济崛起中,内地因素而非制度优势,才是区别于任何其他经济体的独特竞争优势。九七回归之前,美国《福布斯》杂志曾在封面文章中宣告“香港已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对九七后的香港前途表示悲观。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判断充满了傲慢、偏见与无知,美国人所忽略的,正是内地因素对香港繁荣的关键作用:长期封闭,及突然开放,都是香港的发展良机。


百花争香的挑战

  

香港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发生在九七回归前后。

  

在香港此前的经济奇迹中,已经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对房地产及金融投机的过度依赖。亚洲金融风波来袭后,香港在1998年甚至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情势危急,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大力相救,后果难料。尽管缓过劲来,但这场危机的确打碎了香港的华丽外罩,大大削弱了香港的自信心和自我感觉,投射下巨大的阴影,香港人开始尝到了“失落”的滋味。


香港怎么了?


危机之后,香港一直试图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中央政府也大力推动了诸如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等政策,予以扶持。香港继续充当着内地最大的进出口商品转口地、最主要的资金筹集地、国有企业海外上市首选地和境外中资企业投资集中地等,这些都令香港成为内地改革开放红利的最大分享者之一。

  

毕竟,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千“窗”百孔,香港的窗口垄断优势大大减弱了。而随着内地经济的强势崛起,香港的相对优势越来越少,优越感日渐丧失,挫折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自1949年之后,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中,港商港企总是享受着特殊的政策关照,其在内地从未在平等的市场规则中、与内地商人和企业以平等的市场参与者身份,进行平等的市场竞争。这既是香港崛起的原因之一,也是香港“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香港的“边缘化”,体现在其贸易中心、制造中心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内地城市的竞争下,不断消解。卧榻之侧的广深珠(广州、深圳、珠海),长三角的上海,都表现得咄咄逼人,并且从机场、港口到金融等,全方位挑战香港的地位。

  

历史上,类似的“边缘化”,也曾经在广州上演。

  

作为最为主要的通商口岸,广州曾经长期垄断了中国与英美的外贸,这种垄断既造就了广州的繁华及“十三行”商人们的富裕,也令他们日渐丧失了对竞争的适应能力。当鸦片战争后西方敲开了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广州的繁华迅速退潮,被上海所取代,而“十三行”商人则迅速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表面上看,当年的广州和现在的香港,都是因为全国开放范围的扩大和开放力度的增强,削弱了特殊的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优势,但本质上就是长期的特殊垄断,缺乏经济学所谓的鲶鱼效应,造成了经济内在活力的萎缩,尤其是竞争能力的萎缩。温室里待久了,一下子到了广阔天地里,不仅难以大有作为,反而经不得风雨雷电。

  

九七后,香港自身的一些问题,也加剧了“边缘化”的进程,阻碍了其与时俱进进行转型的能力培育。

  

一是香港的投机心理。在长期的高速发展泡沫之下,港人普遍有着“搵快钱”的心态,整个社会的投机心理严重,从炒股、炒楼到炒作所谓的科技电讯产业,莫不如此。而当楼市下滑时,港人居然游行要求政府救市,可谓是对“自由市场”的一大嘲讽。

  

二是香港对于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从政府到民间,总是将“起楼”作为拉动经济的不二法宝。

  

三是总是期望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

  

当然,内地改革中出现的同质化建设、无序竞争,也对其有相当影响。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竞争中,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依然是“自由竞争”的时代:各地都在大型项目上跑马圈地,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争夺先机,另一方面也是争夺政绩。珠三角地区,还有哪个地方政府愿意继续为香港做“经济互补、前店后居”的配套,而不是自己下海呢?

  

回归17年来,与其说那是香港走向“边缘化”的历程,不如说那是走向正常化的历程。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所获得的那种特殊国情支撑,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悲剧,是“非正常”的。而改革开放的过程,则是中华民族复兴、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从一窗通气到千“窗”百孔,从一花独芳到百花齐放,这是中国的进步,当然也是香港的进步。香港不再独香,这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也是香港之福。

  

回归17年,紫荆花旗下的香港,也快到了成人礼的年龄。在更大的历史发展机遇面前,香港如何与时俱进、焕发新“香”,是考验港人的试金石。香港能给自己、给国家、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新“香”呢?


(雪珥 中国经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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