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全球化”而非“去全球化”,中企如何应对特朗普2.0时代下的新规则?

2025-04-17 121 0

“再全球化”而非“去全球化”,中企如何应对特朗普2.0时代下的新规则?


在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关税大战背景下,中国公司在走向海外市场时必须权衡:是冒险选择美国或欧洲市场,还是进入更具风险的全球南方国家?


文|钱丽娜

ID | BMR2004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华征收145%的高额“对等关税”,其竞选期间有关中国的10个承诺正一一兑现,或将进一步增加中国企业和出口商的难度。


昆山杜克大学高管教育项目推出的《关税与出海:应对2025美国新政》,通过深入探讨由地缘政治和其他重大议题(如全球变暖和国际化压力)所带来的挑战,帮助高管明确其业务现状,以及可能影响业务的环境变化。


对此,《商学院》杂志对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约翰·奎尔奇(John Quelch)博士和高管教育与终身学习资深总监艾伦·马修·麦克查尔斯(Alan MacCharles)博士进行了专访,从他们的视角来分析当前全球化的态势、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处境以及如何在地缘政治的压力中前行。


01

认清现实挑战,打造出海能力 


认知、方法和经验都尚处于“幼年期”的中国出海企业,却不得不面对关税和地缘政治的挑战。


约翰·奎尔奇作为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资深领导者,曾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的顶尖商学院担任领导职务,包括伦敦商学院院长、哈佛商学院资深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以及迈阿密大学赫伯特商学院院长。他拥有牛津大学现代史学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理学硕士学位,以及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商学院》:特朗普上任后,关税政策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约翰·奎尔奇: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正面临两个方向的拉扯。一方面,他任命了一些非常反华且不懂经济的内阁成员;另一方面,还有一群人代表着强大的商业利益,他们深刻理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并对实施严厉的关税政策感到担忧。


4月10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陡升至145%,增加关税会让每个人困难重重,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占美国经济的60%。


如果施加这些关税,将无法避免物价上涨,因为没有其他国家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来替代如此庞大的制造业,从而导致物价不得不上涨。美国人刚刚从严重的通胀危机中恢复过来,不会希望看到物价再次上涨。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施加的关税效果并不明显,而产生的影响是让中国供应商更加高效,比如沃尔玛会找到其中国供应商说:关税成本各承担50%。中国企业别无选择,只能提高效率。这一结果使得越南或印尼的竞争对手供应链更难竞争。


实际上,脱钩是极难实现的。政治家对中国一无所知,就越有可能建议将脱钩作为解决方案。他们只是不了解中国,不了解经济和国际贸易。但特朗普威胁加增关税所带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美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可能不是坏事,同样也迫使中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也不是坏事。


我们看到中国国家领导人近来频繁接待来自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的原因。这是为了使中国的贸易基础多样化,减少对西方国家的依赖而做出的努力。


《商学院》:除了关税,中国出海企业还应该预见哪些风险?

约翰·奎尔奇: 鉴于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中国企业选择美国或欧洲市场比过去有更多的风险。全球南方市场虽然在增长,但规模较小,不够成熟,监管也可能不够完善,任何外国公司进入这些市场都可能会面临挑战。


因此,中国公司在走向海外市场时必须权衡:是冒险选择相对成熟的美国或欧洲市场,还是进入更具风险的全球南方国家市场。


但根本上,企业进入任何市场都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换言之,如果因为市场规模大而选择进入巴西市场,那么必须自问:我们提供的产品比现有的更好、更便宜或更快吗?不能被当今市场的吸引力所蒙蔽,因为国内其他竞争对手可能也在看同样的市场数据。如果所有中国公司突然同时进入巴西市场,那么就会在价格竞争中相互淘汰。


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关键风险是标准差异。例如,欧洲的空气质量标准比中国更严格。当企业考虑进入欧洲市场时,需要在满足高标准和控制成本之间做出权衡:是否值得为欧洲市场升级设备,进而付出额外成本。


此外,如果打入欧洲市场,必须考虑当地市场对中国产品和品牌的接受度。过去我们总是建议中国公司避免在品牌名中使用“中国”二字。事实上,纵观全球顶级品牌,几乎没有一个品牌名称中带有国家名。唯一的例外是“美国运通”。


《商学院》:TikTok目前在美国的处境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

约翰·奎尔奇:当美国监管机构开始瞄准TikTok时,他们认为指出TikTok的中国背景会降低公众对这个平台的兴趣,结果却适得其反。使用TikTok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在说:“哦,TikTok 是中国的,那中国一定很不错!” 


TikTok的美国管理层在应对监管机构的挑战上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在广告中展示了普通美国人享受TikTok的真实一面。


TikTok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家美国公司,因为TikTok有一位美国投资者,并且是字节跳动的主要所有者之一。所以一件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总是有利益重叠,但政治家可能更喜欢把一切都描绘成非黑即白,这对选民来说更容易理解。


《商学院》:中国企业如何搭建出海的生态体系?

约翰·奎尔奇:中国在政策制定方面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方面都有很强的人才,这在决策方面很有帮助。但目前中国政府在“走出去”政策方面还比较薄弱,因为中国没有多少人真正有在海外(比如在巴西)成立公司、尝试开展业务并取得成功的经验。


而美国公司已经有百年的国际化经验,积累了深厚的经验。一家很小的公司也可以找到其他有经验的公司,借助它们的关系进入海外市场运营。


多年来,中国一直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一直在走出去,但中国扮演的角色是满足西方买家指定的需求。在这方面,中国供应商不需要了解海外市场的任何情况,因为客户只需向中国工厂发送一份规格说明,它们就会完美地生产出来,并且价格非常便宜。


现在,中国企业正试图在价值链中获取更多价值,不仅是制造产品,而且向下游发展,这意味着更接近终端消费者。而这需要在营销、客户服务、分销、本地定价等方面具备更广泛的技能,并逐渐形成出海的生态体系。


02

理解变动中的世界环境


“不出海就出局”,这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共识。但是从“世界工厂”到真正理解当地市场的国际化公司,中国企业不仅要克服认知差异,还要应对地缘政治的挑战。


艾伦·马修·麦克查尔斯博士在德勤公司拥有近28年的工作经验,先后驻加拿大、英国和中国;在过去的18年里,他在德勤中国担任战略与并购合伙人,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应对地缘政治及其他复杂挑战的战略咨询,并协助建立合资企业。他拥有滑铁卢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伦敦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克兰菲尔德大学的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商学院》:你认为当前是“再全球化”,而非“去全球化”,对此,你的依据是什么?

艾伦·麦克查尔斯: 2024年夏天,我们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全球化的文章,其中一篇有关 “再全球化”的文章中表述:目前关于地缘政治的叙述是极其消极的,很多都集中在去全球化上。但我们从数据中看到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再全球化”,因为美国不会把所有的制造业都搬回国内,这是不现实的,而中国制造业虽然目前在全球占比25%,但保留这么多的低附加值制造业也是不现实的。


中国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若要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就要试图摆脱低附加值产业,这与25年到30年前美国发生的情况类似。中国的产业会沿着低附加值曲线向上移动,如果不这么做,人均年收入就会停滞在1万美元,这不是让社会保持幸福的方式,也不符合中国的长期目标,所以中国面临着寻找更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压力,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出去后,释放人力来从事更高附加值的活动。


《商学院》:全球范围内,再全球化将引发哪些经济模式变化?

艾伦·麦克查尔斯:未来,预计全球将有20亿~25亿尚未充分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包括非洲的10亿人口、印度的10 亿人口、东南亚部分地区的2亿~3亿人口以及部分南美洲人口。轻工业的转移将使这些国家成为主要受益者。


轻工业不仅能够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而且往往吸纳大量女性劳动力。随着女性收入的增加,社会结构和国家优先事项将很快发生变化。教育开始在优先事项列表中位序上升,人们也将从劳动者转变为消费者。所以产业转移是一个长期且积极的发展趋势。


《商学院》:为什么不能把出口能力当成国际化能力?

艾伦·麦克查尔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就意识到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现在即将迎来一个更有组织、更有纪律、更坚定的“特朗普2.0版本”。从西方视角来看,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有道理的,所以中国必须改变其运作方式,不能继续走重商主义的老路,需要在业务发展方面上有所创新。


公平地说,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一直努力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国公司的国际化率约为10%,尽管它们已经是世界级的出口商。相比之下,印度公司的国际化率约30%,这与其文化和历史有一定的关联。


总体而言,中国是一个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出口国。现在中国企业需要学习如何在海外经营。国资委在国家层面努力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如果中国企业不走向国际化,即在欧洲或美国设厂,将供应链本地化,国外企业将寻找其他供应商。


中国企业目前的做法与过去20年跨国公司所经历的情况正好相反,这是一种公平竞争。从贸易流动、所有权和其他所有方面来看,这可能是正确的做法,因为先例就在那里。因此,中国企业不能只依赖出口,业务模式必须改变。


《商学院》:中国制造业还具备成本优势吗?

艾伦·麦克查尔斯: 40年前,人们常说中国很幸运,拥有人口红利和低成本劳动力。当时,制造业的趋势是从高成本国家转移到低成本国家,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供应链之所以移出中国,原因之一还是成本问题。


你更愿意成为40年前的中国工人还是瑞士工人?你为什么更愿意成为瑞士工人?你想要的是幸福、好工作、个人发展和金钱。成为一名中国的产业工人,意味着拥有个人发展机会,但当面临产业升级时,仅仅拥有廉价劳动力并不是件幸运的事,高效才是关键。高效以及能创造附加值的高技能才能带来高薪,所以我们要从长远角度来看待劳动力成本的问题,这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至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要像瑞士工人那样,去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获得高薪收入。人人都向往生活在一个富裕社会。


每个行业的成本是不同的,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公用事业、空间、关税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企业决定在哪里投资建厂。比如,当企业把产品从电子元件生产变成机械手表时,成本曲线将完全不同。理论上,全球电子元件生产最便宜的地方是印度,但劳动力效率不高使这个优势变得不太明显。工厂搬迁是一个复杂且耗时的过程。起初,由于效率低下成本会升高,但五年后它们会稳定下来,通常会接近中国的成本。这是一个取决于产品和目的地的过程。


《商学院》:如何看待再全球化对中国当前经济的影响?

艾伦·麦克查尔斯: 经济都会经历周期性的变化。快速增长往往导致浪费和效率低下。在某一时刻,正如人体需要定期清理身体一样,经济也需要定期的调整来消除低效问题。中国经济正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像西方经济每隔8年所经历的那样。通常经济达到高峰后往往会走入低迷期,经过调整期再继续发展。


中国在美国也有很多朋友,中国公司有很多人脉可以利用。这些“人脉”希望看到中国成功,因为他们相信如果美国成功而中国也成功,最终我们将共同迈向一个更加繁荣的世界。(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 | 2025年2&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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