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耘

ID | BMR2004

2025年这一年，人工智能大模型无疑是全球科技圈关注的焦点。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院长方兴东在接受《商学院》记者专访时指出，中美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呈现明显的“上下半场”差异：从PC时代到移动互联网，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浪潮，美国始终占据着技术创新的“上半场”优势——在技术驱动的早期阶段，基础性突破几乎都源自美国。而中国则在“下半场”展现出独特优势：当技术趋于成熟，进入应用驱动、用户体验优化和市场普及阶段时，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开始显现。

方兴东指出，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历史发展路径密切相关。中国高科技产业起步于“市场换技术”战略，整个产业体系由外来力量建构，因此在基础研发方面先天不足。同时中国文化中追求“风险尽可能低”的务实精神，与高科技研发所需的“高投入、高风险”精神相悖，构成了中国科技创新的文化掣肘。但今天，中美科技竞争进入了“交汇点”，中国企业需要以“高投入、高回报”模式，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已举办至第12届，亦恰逢“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10周年。每届大会，方兴东都深度参与。12年间，美国换了4任总统，ChatGPT横空出世，中美科技竞争从暗流涌动走向明面博弈，今天中国无论在人工智能、高科技还是互联网领域，都已是与美国并重的关键力量。

2014年，首届乌镇峰会上最主流的互联网企业是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字节跳动、美团等企业成为主流。到2025年，“杭州六小龙”以及诸多人工智能机器人公司居于C位。然而对比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尽管有OpenAI等新兴公司，但是包括苹果、谷歌、亚马逊在内的互联网巨头，依然能屹立在行业前列。在方兴东看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穿越周期方面，需要向这些头部企业学习。

互联网企业如何穿越周期？方兴东的答案是加大研发投入。他举了个例子，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比亚马逊和Facebook都高。但2025年10月31日Wind数据显示，亚马逊市值2376.8亿美元，Meta（Facebook）市值1645亿美元，阿里巴巴市值为410亿美元。“产生差距唯一的原因，就是技术研发投入不足，没有穿越周期的能力。”方兴东对记者说。

事实上，尽管中国GDP已经达到美国的60%—70%，高科技产业规模也日益接近，但在研发投入方面，中美存在着数量级的鸿沟。“美国每年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占全球约50%，中国仅占15%左右，在基础研发投入上，两国更是存在数量级的差距。”方兴东说。

记者统计了中美两国知名科技企业的研发情况发现，2024年，华为的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例最高，达20.8%，“真正的高科技企业有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即研发投入占比约15%，美国各类科技公司基本达到了这个标准，而中国，无论三大运营商、互联网公司还是大部分高科技企业，都远未达到这一强度，只能称其为科技企业，与高科技无关。但华为的研发投入远高于该比例。”方兴东说。

 如今恰逢中美科技竞争的“交汇点”，中国企业必须以华为为学习对象，承担高风险、加大研发投入。中国科技创新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随着华为和DeepSeek等企业的成功示范，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高研发投入模式的重要性，学费交多了、跟头摔多了，结果就不一样了。”方兴东说。

在当前最热门的大模型领域，方兴东认为，中美两国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OpenAI、谷歌、微软等巨头正向百万卡级别的算力规模迈进，而中国企业目前大多停留在数十卡到十几万卡的水平。表面看来，中美双方在算力规模上有着不小的差距，但并非算力规模越大越好。

DeepSeek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另一路径，“技术早期阶段，确实需要大投入去探索各种可能，但当技术能够转化为实际价值时，性价比就变得至关重要——如何创造更大价值、最大程度降低成本，是主流化阶段的核心命题。”方兴东说。

尽管方兴东认可美国的技术探索精神，但他也对当前的“泡沫”表示担忧。“OpenAI最初作为非营利组织取得突破，但成功后迅速从数百亿美元估值飙升至万亿美元级别，已远超实际价值。”方兴东认为，高科技企业，资本是其重要的燃料，但不能本末倒置。

方兴东并不反对高科技企业的高研发投入模式，并认为这恰是中国企业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但美国高科技企业面临的问题是资本过度化、政治过度化。“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大家还记忆犹新，当技术被过度资本化和政治化后，技术就从工具变成了武器，风险会非常大。”

此外，当前在算力分配方面，亦有政治化的倾向，这种通过算力来形成可控的国际格局，违背了技术发展的本质。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的情况也是中美科技战的延续，这也让中国深刻认识到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如果说‘十四五’期间，中国是‘明白过来开始行动’，那么‘十五五’必须真正解决核心技术问题。”方兴东说。

对于今后科技发展的方向，方兴东认为，只有在操作系统、芯片等领域真正实现自主可控，未来稳定可靠的合作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方兴东提醒企业家，真正的机会在别人没有发现趋势之前就已做大量工作，而不是“追涨杀跌”，企业家须具备洞察力，遵循“技术逻辑”和“产业逻辑”，而非“政策逻辑”。

方兴东回忆，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刚刚举办时，中国在国际网络治理中还是边缘参与者，如今中国已与美国并列为两个最重要的力量，“乌镇峰会作为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意义越来越凸显。”

为此，方兴东提出了“数字共通”的理念。在他看来，中国互联网虽然发展得很好，但跟世界之间不太共通。他举例称，提起中国制造，义乌小商品绝对是“顶流”，小商品市场全球化程度非常高，全世界的商人都在这里，这是商品的共通。接下来，中国要做好互联网的“数字共通”。“只有‘通’，大家才能找到共同点，乌镇互联网大会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解决所有重大问题，但可以让中国更多走出去，让外国人更多走进来，大家先碰起来，这是‘数字共通’的意义。”

作为义乌人，方兴东对全球化有着独特理解。他特别关注中国技术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

“中国接入互联网31年来，美国、欧洲、日本、韩国都曾帮助过我们。今天，中国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关注发展中国家，解决数字鸿沟问题。”他认为，技术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扩大而非消除了数字鸿沟。非洲有三分之一的地区还没有稳定电力，怎么发展人工智能？所以要既发展技术，也发展经济，通过技术带动经济。而这一模式，中国可以提供比欧美更好的解决方案。理由有三：在技术可及性维度上，当前美国在用政治干预技术，但技术本应是普惠的，所有国家都应该享受最好的技术；在成本适配性上，美国的苹果手机1000美元一台，中国的手机很多是1000元人民币，但是在非洲、印度等地，很多人需要200元的手机，而这种符合发展中国家需求的设备，欧美企业可能没法提供，但中国企业可以；在基础设施维度上，非洲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但没法转化成现实应用，而基础设施建设恰恰是中国的强项。

展望未来，方兴东提出了AI原生、全球原生和开放原生“三个原生”发展理念。

AI原生，即机器要成为变革的主力军，而不仅仅是工具；全球原生则是对于中国企业而言，14亿人口的市场已经非常大了，但也只是全球的一部分。未来能够崛起的，必定是具有“80亿人”市场思维的全球化公司；开放原生的底层逻辑在于开源、开放、共享是这个时代集聚力量的主要方式。封闭式研发已经不适应时代需求，高校、企业、社会之间的边界将越来越模糊。谁越开放，谁越有力量。

最重要的是，全球科技格局正在从美国单一体系向中美双体系演进。“中国体系一定会建立起来，与美国体系并存竞争。”方兴东说，“有了竞争，高科技发展会更好。任何个人、公司、国家，都可以在两个体系间游刃有余——你待我不好，我就选另一个体系；你待我好，我就跟你靠近。”

中国企业必须以开放、高投入、全球化的姿态，迎接“人机共生时代”的智能文明，才能在新的时代浪潮中，实现真正的崛起和超越。

来源｜商学院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