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怎样那么香，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以及不同的立场，都有各自的解释。对此，无论学界还是舆论界，大致有两大类解释：

一、香港之香，来自于英治时期建立的自由市场及其一整套法律体系；
　　

二、香港之香，来自于其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及内地所给予的强大支撑。

1949年中国内战消停，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转机—— 一方面是以上海人为主的内地富商，携带巨额流亡资金涌入；另一方面是冷战降临，中国内地被铁幕包围。在这一点上，后人不能不佩服英国对红色中国的率先认可，这对换取香港“现状”暂时不变，无疑大有裨益。而新生的红色中国，也明智地勒住了战马的缰绳，留下香港，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铁幕合围中留下了一个顺畅出气的窗口。
　　

偌大的中国都堵上了，只留下香港一窗，巨量的物资进出口蜂拥而来，量全国之物力，推香港之繁荣，小小的香港被从天而降的巨大馅饼稳稳砸中。彼时的香港发迹，与其说是“香港奇迹”，不如说是“中国奇迹”：一个大国（未必是强国），奇迹般地与世界断绝了往来，而且一断就是30年，香港因此也就奇迹般地获得了腾飞。其实，不光香港，包括中国台湾、乃至日本，亦都因此沾光。
　　

那是香港腾飞的第一次重大机遇。
　　

“单口通商”，最初仅仅是转口贸易，这也是二战前香港的支柱经济。随着“单口通商”积累了大量资本、技术、劳力、原料和经验，香港逐渐具备了发展加工业的条件。1960年代，全球经济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产业的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香港比台湾、新加坡、韩国都更早地抓住这个机会，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大力发展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终于打造了“亚洲四小龙”之龙头地位。60年代末，香港制造工业产值已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0%，成衣、手表、时钟、玩具等十种产品的出口名列世界首位，很多产品己经远销世界各地。香港产品出口的比重则由50年代初的10%左右增加到80%左右，制造业己经成为香港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
　　

而彼时的内地，依然在政治运动的旋涡里挣扎，不仅令香港、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少了一个原本应该强劲的竞争对手，也给香港提供了巨大的资源与市场腹地，这也正是香港有别于另三条“小龙”的关键竞争力所在。
　　

从1949年到1979年，可算是香港经济的第一次转型。

毫无疑问，在香港的经济崛起中，内地因素而非制度优势，才是区别于任何其他经济体的独特竞争优势。九七回归之前，美国《福布斯》杂志曾在封面文章中宣告“香港已死”（The death ofHong Kong），对九七后的香港前途表示悲观。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判断充满了傲慢、偏见与无知，美国人所忽略的，正是内地因素对香港繁荣的关键作用：长期封闭，及突然开放，都是香港的发展良机。

香港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发生在九七回归前后。

在香港此前的经济奇迹中，已经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对房地产及金融投机的过度依赖。亚洲金融风波来袭后，香港在1998年甚至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情势危急，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大力相救，后果难料。尽管缓过劲来，但这场危机的确打碎了香港的华丽外罩，大大削弱了香港的自信心和自我感觉，投射下巨大的阴影，香港人开始尝到了“失落”的滋味。
　　

危机之后，香港一直试图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中央政府也大力推动了诸如CEPA等政策，予以扶持。香港继续充当着内地最大的进出口商品转口地、最主要的资金筹集地、国有企业海外上市首选地和境外中资企业投资集中地等，这些都令香港成为内地改革开放红利的最大分享者之一。
　　

毕竟，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千“窗”百孔，香港的窗口垄断优势大大减弱了。而随着内地经济的强势崛起，香港的相对优势越来越少，优越感日渐丧失，挫折感开始出现。
　　

九七后，香港自身的一些问题，也加剧了“边缘化”的进程，阻碍了其与时俱进进行转型的能力培育。
　　

一是香港的投机心理。在长期的高速发展泡沫之下，港人普遍有着“    快钱”的心态，整个社会的投机心理严重，从炒股、炒楼到炒作所谓的科技电讯产业，莫不如此。而当楼市下滑时，港人居然游行要求政府救市，可谓是对“自由市场”的一大嘲讽。
　　

二是香港对于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从政府到民间，总是将“起楼”作为拉动经济的不二法宝。
　　

三是总是期望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
　　

回归17年来，与其说那是香港走向“边缘化”的历程，不如说那是走向正常化的历程。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所获得的那种特殊国情支撑，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悲剧，是“非正常”的。而改革开放的过程，则是中华民族复兴、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从一窗通气到千“窗”百孔，从一花独芳到百花齐放，这是中国的进步，当然也是香港的进步。香港不再独香，这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也是香港之福。
　　

回归17年，紫荆花旗下的香港，也快到了成人礼的年龄。在更大的历史发展机遇面前，香港如何与时俱进、焕发新“香”，是考验港人和政府的试金石。香港能给自己、给国家、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新“香”呢？

雪珥  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