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银行里的“阶级”

节日特刊VOL6 2017-01-24 3936 0

民国时期,特别是“七七抗战”爆发前,每逢新年来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类大银行,都要隆重其事地搞“团拜”。

交行一位职员记录了其亲身经历的1935年在上海新春“团拜”的盛况:同人之集于内园者,多免冠露立于庭前,……盖同人之情绪,亦倍觉煦煦然如春台之登也。董事则胡常董、李董事、陈董事来特早。钟鸣十时以后,内园堂上下,同人已毕集,相见欢然,笑谈杂作,殆无不以吉利语相慰问。

“恭喜发财”,原为新年普遍之祝词。顾以今日景气异常之年头言之,则有弥觉财可贵,而此语遂若含有较重要之意味者。

胡常董即胡祖同,李董事或是李铭(交行商股董事),或是李承翼(交行官股董事),陈董事则指陈行,他们早早就到场了。各人见面,互道“恭喜发财”,一派和谐景象。

所谓“今日景气异常之年头”,说的是1934年到1935年岁末年初,因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一度引发沪上乃至全国金融市场恐慌,酿成影响甚巨的“白银风潮”。银行界上下,自然希望多讨点彩头,早日脱困。


“行长、局长、部长,同是一长”


这位职员继续写道:   

未几,胡董事长、唐总经理、钱常董暨各部处经副襄理、正副处长及上海市支行经理,亦先后毕至,因先就庭前摄影留纪念;旋即由胡董事长暨唐总经理,导引同人环列于庭除,相对行三鞠躬礼,肃然雍然,礼意甚渥。

胡董事长是胡笔江,唐总经理是唐寿民,钱常董就是钱新之了。以上提到的六位交行高层,除李承翼为广东人外,其余均出身江浙,乃鼎鼎大名的江浙财团中之翘楚。由这几大领导牵头,与交行各级职员互相鞠躬致意。从今人的眼光看来,如此周到的礼数固属古意盎然,但上下尊卑之别,相信在场的人,纵使不能言传,亦必定可意会。

抗战期间故去的上海文人徐鹃云留有遗著《银行生活——马屁三部曲卑鄙活现形》,以不同的坐车待遇,活生生描画出那时候银行里的“阶级生活”:

总经理乘大汽车,分行经理乘小汽车,支行经理坐新包车,办事处经理坐旧包车,小行员可以坐黄包车,这算是银行里的阶级。

徐书中还写道:“(银行)经理,旁人都尊称一声行长。因为行长、局长、部长,同是一长。‘奉此’‘等因’官样文章,小房子里过官瘾,‘来’‘混账’,这是训斥小行员的口头禅。”

从徐鹃云笔下可知,别具中国特色的“官本位”痼疾,即使在银行这样全盘西化的新式机构里,也不能根除。

就拿中国银行来说吧。1928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以前,中国银行属于半官方金融机构,人事上仍沿袭清末官督商办企业的作风,高层行员不乏官宦背景,各地银行经理的主要工作,往往是周旋官场,或者是对付地方军阀需索。

民国银行里的“阶级”

民国时期的中国银行

而会计、主簿、司库等技术性人员,则大量来自过去势力很雄厚的票号、盐商。晚清时期,这些票号、盐商跟清廷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及各省督抚,经常有银钱往来,故他们大都见过些场面,身上也多少会沾上一点官气。

所以,中行之类有官方背景的大银行里的职员,尤其是高层,人称“银行老爷”,并不全是虚言。

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如陈光甫。陈光甫虽身为民国银行界受人尊重的领袖人物之一,且与国民政府高层颇有渊源,他本人却极力避免官场习气,生活上自奉甚俭。他与行员聚餐谈话中多次提及:“吾辈幼时,奉师长严训,餐时即碗中留饭一粒,亦必捡入口中,不许废弃。”

在自己一手经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内部,陈光甫特别提出“打倒老太爷、大老爷、少爷三派”的口号,说:“老太爷为行将就木之人,少爷为不识艰难之辈,大老爷则为官派十足者。”


“试看全行行员,有几个精神饱满?”


不过,民国年间,在“阶级”分明的银行里,身居中上层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基层小职员每天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就不那么“老爷”了。

一位当年的普通行员回忆说,他分配到业务部,发现“环境是那么扰攘,见不到日光,空气也不好”,而且“银行工作除几位首脑的经理和主任需要活的学识和经验外,其余都十分呆板,照一定步骤按部就班做去即行”。一个月后,他又调到活期存款部:

工作远较出纳科现金账为繁重,同时记载每一笔存款的收付,得负责任,每天工作在九小时以上,罕有休息。账目尤其不许有错,一错即刻有赔钱的可能,工作要迅速而准确,余额要即刻结出,毛子更要随时计算。

又有一位叫范铸九的行员,大约1937年前后,曾在银行同业内刊上发表过《银行生活的使命》一文,称银行行员一天到晚埋头苦干,精神全贯注在“钞票”“数字”“算盘”“钢笔”上面。

一般来讲,银行初级行员及练习生的日常作息表排得很满。早上定时早起,定时做珠算、簿记、会计、英文、作文等功课,练习毛笔书法,阅读指定的所谓“有益”的书报杂志,并且每天得写日记,内容包括每天个人的反省,写罢交给作导师的经理批阅,成为将来品行考核的依据。

根据这套办法,每个新晋行员都会定期得到导师(经理)诸如“勤、惰、可靠与否”之类的评语。可别小看了这短短几个字的评语,一个新行员将来在银行里升迁的希望、“阶级”的高下,往往以这些评语为取舍。

为了帮助新晋行员应付以上繁杂琐碎的条条框框,大约1924年至1925年之间,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曾内部分发过一种“职掌事务”的记事册,人手一本,嘱咐同人在自己经管事务的范围内,将某一件事,不问是纵的方面,或横的方面,只要有足资当时参考,或后来借鉴的价值,概应记录在册内。一方面后来者可以按图索骥,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明白以前经办事务的一切经过和手续。

且再引述另一位基层行员应怀三的回忆,作为本文结语。在他那篇题为《银行员和跑路》的文章中,作者不无抱怨地说:

终日埋首办公室中,处理繁杂的银行事务,身体与精力的操劳,倘使有一种单位可以计算,我可以武断一句,一个银行员,一天所消耗的“血”与“热”,必定要比工厂里做苦工的还要加上几个单位。试看全行的行员,有几个是精神饱满,身强力壮的人呢。就事实论,算一算在职身故的行员,就我个人追想所及,他们致命的原因,不是胃肠病,就是肺痨病。

作者为学术期刊编辑,历史学博士,专治民国金融史。

(一山 中国经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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