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青青 李婷 赵建琳 张浩然 陈茜

ID：BMR2004

互联网的“内卷”仍在翻滚，疯狂加班的脚步稍有停歇，但依旧扭转不了根深蒂固的“加班文化”标签，以及普遍的加班现实。

加班是表象，是创业之初同舟共济的拼搏，是高速发展时的张力基础，甚至是业绩停滞时的焦虑回寰，也是组织管理的冗浊和顽疾。

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甚至相同条件下的不同人，对于加班或者不加班，都有着不同的需求。而“为钱加班”是其中最朴素至简的道理。

如今，取消“大小周”“996”等制度能引起社会巨大的反响，是加班文化带来了太多的讨论和困扰，导致出现了“拿钱也摆不平”的“逆流”。其中，年轻人的自我意识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放到大的经济环境中，互联网进入存量时代，大厂们滑向更低效率的“内卷”，不仅引爆长期以来的加班话题，而且凸显出组织管理在新时代的新考验——如何留住年轻人？如何激活个体？如何重构组织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今天，曾经代表新生力量的互联网，已然成为难以撼动的庞然大物。在千差万别又本质如一的互联网职场当中，更应该俯首叩问：这届年轻人要什么？

互联网曾经流行过这样一个梗——程序员问科比：“你为什么这么成功？”
 

科比：“你知道洛杉矶凌晨四点是什么样子吗？”
 

程序员：“知道，一般那个时候我还在写代码，怎么了？”
 

科比：“……”
 

这是段子，也是悲哀。奋斗当然是一件值得敬佩的事情，但下班不应该成为如此艰难的事情。

现实却是，尽管有了反抗“996”工作制度的“996ICU”群体意志，有了腾讯强制下班、字节跳动和快手取消“大小周”，但互联网大厂的疯狂加班现象仍然触目惊心。

阿里的“996福报论”早已声名远扬，腾讯日前才表示建议取消“996”“京东996”更是引出新的“兄弟论”，此前字节跳动、快手、华为等互联网大厂也实行“大小周”制度，加班已然成为互联网人的常态。

在部分“互联网民工”眼里，有时加班到半夜十一二点，竟然也是加班并不严重的现象。

在字节跳动工作2年的前员工肖申（化名）告诉《商学院》记者，内容团队的加班现象并不严重，偶尔加班最多就是半夜12点。但是技术团队的加班是出了名的严重，因为业务高速发展，对应的就是打工人的疯狂输入。“现在（技术团队）晚上12点前睡觉，没在群里回消息会被大家当成笑话，‘内卷’还是很严重。”肖申无奈道。

另一位在字节跳动工作的90后萧然（化名）也表示，当看到取消“大小周”的邮件时还是兴奋的，因为单周那一周确实感觉没休息的样子。

某网约车平台工作人员张歌（化名）说，“目前‘大小周’比较普遍，我的前公司是一家创业公司，基本周末都会加班，上6天班是常态，偶尔会到通宵。不过现在的公司团队不会这么狠，最多加班到晚上11点左右，但是上班整个人也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是绷紧的。所以通常回到家就会很累。”

在腾讯工作了一年的前员工阿竺（化名）提到，当时自己的工作是有值班的，分为早晚班，早班是早上6点到下午1点，晚班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中间有1个小时吃饭，“但是吃饭也要盯着电脑。”

对于当代职场人，尤其是互联网职场人来说，加班已经是常态。在由中经报智库、《商学院》杂志、中国经营者俱乐部发起的《新青年职场生态调查》结果也显示，只有14%的人表示基本不会加班，还有39%的人加班情况比较严重，26%的人偶尔加班，21%的人加班非常严重。

另据脉脉《2021职场人加班真相调研报告》显示，近半数职场人加班加得很“灵活”。而“灵活机动的加班”，意味着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并不分明。随时随地、Boss随意，职场人的时间在所谓的“弹性”工时中，被“隐性加班”吞没。

值得一提的是，在互联网大厂纷纷给员工“减负”的同时，除了欢呼也有担忧。其中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加班费。
 

中国安能集团人力资源专员安阳（化名）告诉《商学院》记者，自己了解到在互联网大厂的朋友，绝大部分是靠加班活着，“加班费真的‘很香’。”他认为，当代年轻人的核心永远都是赚钱，其次才是精神层次的需求。为了赚钱，年轻人真的是可以“996”“007”，就像那句话，“只要人民币给到位，当牛做马真的无所谓”。

取消“大小周”“996”等工作制度，确实会影响收入。此前字节跳动有三分之一的员工反对取消“大小周”，也反映出对加班费“真香”的态度。

肖申给《商学院》记者举例：“以月薪3万元的普通程序员为例，取消‘大小周’会降薪7000元左右，所以前段时间字节跳动做的内部调研显示，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反对取消‘大小周’。”

当然，也有能够适应取消“大小周”的例子。萧然表示，其实已经有点习惯“大小周”，“被压迫”惯了，“虽然少了些钱会有些肉疼，但个人觉得工作主要还是为了个人成长和追求，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自我提升。”然而，认为取消“大小周”影响不太大的萧然，从工作3年多的某“传统大厂”跳槽到字节跳动，已经是一位年薪百万的90后了。

取消“大小周”“996”等工作制度之后，工作量就会减少了吗？不少大厂员工不仅要痛心即将失去的加班费，还要担忧可能到来的“隐性加班”。

在字节跳动实习生晨宁（化名）的眼中，在工作量不变的情况下，每天的任务可能更重，周末想申请加班（有双倍工资），请假程序却很复杂。

“我也不希望公司取消加班。”京东前管培生陈语（化名）指出，因为工作量很大，干完活企业才会给你钱。但取消加班了，工作量没有变，就相当于又需要额外的时间去处理这些相关工作，还不赚钱，相当于亏钱，就像程序员那种一年工资少十几二十万的情况很正常。

对此，肖申认为，“取消‘大小周’我认为并不是资本的让步，而是最近在反‘996’和提倡‘躺平’的大环境下，资本对用人成本综合权衡后的策略调整。”

总之，如果不执行“996”“大小周”制度，强调速度的互联网大厂也少不了加班。反而是有了“大小周”制度之后，才有了相应的加班报酬保证。如今互联网大厂纷纷“减负”，但在薪酬和工作量的平衡之间，依然需要磨合。

有意思的是，在犹如蚂蚁窝一般忙碌有序的互联网大厂当中，也并不是所有的加班都是有效加班，而是困着不少被“加班文化”绑架的职场人。

《新青年职场生态调查》显示，加班普遍存在，但到底加班何来？49%的人表示主要是想完成工作任务，接下来依次是领导要求加班（22%）、同事都在加班（11%）、有加班费（6.9%），另外还有6.9%的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加班。

无效率加班不仅消磨员工的意志和热情，也损害公司的资源和利益，是一门“双输”的生意。

在受调研者中，有过半数的人认为出现无效率加班情况的原因是领导能力不够，没做好安排，还有27%的人认为是因为公司制度问题，仅有22%的人认为是因为自己对工作不熟悉。
 

《2021职场人加班真相调研报告》则指出，57%的延长“营业时间”都是用来去“救火”。“效率低下”“分内工作没完成”紧随其后。而且，“获取加班费”位居所有原因之末，不再成为加班的动力与理由。

“为了钱加班”一定是最朴素的劳动道理，但职场上衍生出的无效加班、表演式加班，无疑会将更多人绑架到加班文化中来。

苏宁员工江南（化名）直言，公司的考核方式有很多，但是前一段在苏宁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其考核方式最奇葩的是按照员工的加班时长来算的——当你的工作时长，或者你下班比较早的时候，人事就会找你谈话，领导也会找你谈话。

江南还有着更加令人哭笑不得且心酸的故事——公司强制加班但没有加班费，本应使得江南离开，“但是因为加班时间过长，没有时间找下家，没有准备跳槽或者离职的时间和空间，现在还是离不开。”

对于目前国内互联网公司“大小周”普遍的加班文化绑架情况，张歌直言，“公司就不应该有‘大小周’这种东西，单位时间的产出不能靠累积时间去处理。“大小周”还是说明效率低。

张歌认为，“长时间的工作实际上会把人‘工具化’，就是马克思主义里面说的把人异化成工具，然后人就不是人了。但是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这种事还得靠国家，毕竟现在‘内卷’太严重了。”

在自愿加班和表演式加班中间，还有一层暧昧地带，那是企业拿福利说话的舞台，既闪耀着企业的人性化关怀，又暗藏“心机”。

在互联网企业，大大小小的福利也有了另一层“意外”的作用——留住员工在办公室的“肉体”。

陈语告诉《商学院》记者，京东会提供三餐、打车费报销等福利，比如工作到晚上六七点，就想吃个晚饭再走，京东食堂整整有5层，可以以远低于外卖的价格吃到优质的餐饭，到晚上9点半就可以报销打车费。

 “所以互联网公司提供这种福利其实相当于在变相诱惑你加班。”陈语表示，京东加班的小时数是可以积累的，日后可以用于调休。所以在此情况下大多数人是愿意加班的，既有福利也有调休。

除了京东晚上提供餐饭、9点半下班报销打车费，苏宁也在餐补上下功夫：餐补是12元，晚上8点以后下班加12元，一共是24元；腾讯上班早于7点和下班晚于22点打车都可以报销；某网约车平台员工基本都会待到晚上9点，一方面是因为工作较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晚上9点之后可以打车报销……

当然，互联网大厂福利的“小心机”并不令人反感，毕竟很多时候福利也只是加分项，而非决定性因素。

字节跳动包三餐，还有下午茶，茶水间咖啡、茶包、小零食无限量供应，公司有健身房还有优惠价按摩等；腾讯每个月会发1～2次的各种“福利票”，比如游乐园票、明星活动票，跨年晚会票等，阿竺在腾讯时甚至在需要申请的普惠性质的票当中，申请到了刘翔的活动票，得到了和刘翔合照的机会。

在大众眼里，自愿加班、被迫加班、表演式加班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被卷进愈加疯狂的“内卷”当中。

而在互联网经济侵入各行各业、各个产业链环节时，以速度和“内卷”为标志的互联网氛围似乎也蔓延至其它行业。

以汽车行业为例，当前正面临从硬件定义的机械产品向软件定义的智能产品转型，这种变革体现在人力资源市场，使传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公司出身的人才充分交汇和涌流，在这种流动中，传统“汽车人”表现出了更强烈的焦虑和危机感。

某地方国企员工林一岚（化名）告诉《商学院》记者，钱成了公司从互联网大厂挖人的一大掣肘。林一岚所在公司如今在做数字化营销转型，试图从抖音等互联网公司招人，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传统车企能满足互联网人动辄四五十万元的年薪吗？能给求职者提供比互联网大厂更有竞争力的薪资吗？

某长安汽车前员工前不久在职场社交平台上表达了自己离职的原因：“公司块头太大，向新能源赛道调头心有余而力不足，担心在这里混着混着就失业了；特斯拉掀起软件定义汽车的浪潮，我等做产品开发产品定义的人对写代码了解甚少；互联网公司进入汽车行业后，汽车圈也开始“996”了，最关键的是，钱太少！有些部门“996”到手的钱连8000元都没有……” 

不过，出身大型传统车企的韩粒（化名）不认为“996”是互联网人的“专利”，过去的传统车企也都是“996”，并不比互联网公司轻松，到了要赶工程、赶产品上市的时候，往往几夜不睡觉。在韩粒看来，传统汽车人和互联网人更多是在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工作风格上展现出不同。

今年年初福特中国指牛为马的营销“翻车”。写道“2021中国·马年”，但由于这一年是牛年，福特中国由此遭到网友指责：“古有赵高指鹿为马，今有福特牛马不分。”

“在互联网巨头出身的人看来，互联网时代更关注流量，更在意外界的关注度，尽管一片骂声，但这骂声同时也是一种流量。可福特接受不了，它会觉得怎么能这么搞？福特这么大的品牌需要通过这种形式的流量来让大家认识吗？福特需要的是正向的流量。”韩粒说。

另一种碰撞的“风暴”发生在两种企业文化的工作风格上。韩粒发现，互联网的打法是快，做出了决定就要立即执行，比如一些互联网思维极强的造车新势力想上一个产品功能可以说上就上，但传统车企要层层把关，“不经过研发的佐证、产品的调研、市场的试验和各级领导的审批，新的产品功能不可能立刻上车。”

“互联网民工”苦加班久矣，但年年依旧有无数人怀着希望跨进互联网大厂。互联网大厂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高薪，还有成长。

对于忙碌的互联网工作生活，陈语指出，这可以理解为互联网工作是一份以牺牲个人生活和品质为代价，换取大量工作经验和金钱。

“互联网的工作不是给每个人配一台电脑，而是给每一台电脑配一个人。”陈语告诉《商学院》记者，像京东这样的企业它不需要留住自己，因为你不干，有的是人想干。

不过，涌进大平台的员工也未必没有回报。陈语表示，京东给管培生开出的是远景的期许，当然工资是所有新入职员工中的最高等级，可以让你过上足够舒服的生活，因为京东都给包了，生活上基本花不了什么钱。

和其它互联网大厂一样，京东这个平台效应本身就是很吸引求职人的点，相当于镀金。在互联网大厂，员工可以代表甲方和行业中很多总监、老板沟通，有很多学习机会，迅速积累人脉。

但是陈语也提到，“互联网公司会有固定每个月的架构调整，这一方面可以让员工有晋升的机会，当然能不能爬上去看的是个人能力和价值。另一方面组织架构的快速变动会让很多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降低。”

当然，铁打的、不缺人的大平台也不是不珍惜员工的，一向走在经济形态前端的互联网大厂在组织管理方面也在层层蜕变。

腾讯前员工阿竺指出，在留人方面，腾讯有两点做得很好。一是腾讯调薪是一年2次，一次500元。虽然不多，但是也有盼头，而且大部分人基本都可以调。

二是腾讯的培训体系非常好，它有腾讯学院，培训的内容不限于员工职位，非常多样，演讲、运营、交流表达等都有，而且允许员工在工作时间内完成培训。 

肖申告诉记者，字节跳动用的是OKR，O是大目标，层层拆解，拆成具体的K，最后看R结果，但每个公司考核标准不同。“整体而言，我们是20%的人可以拿到激励，70%的人拿到基本，10%的人要受到惩罚。”肖申表示，有激励必然有惩罚，不会所有人都可以完成，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完成，说明目标是有问题的。

萧然认为，在业务高速成长阶段可能不会暴露出问题，当业务缓慢，很可能会导致团队的动荡。“因为业务增长缓慢，“内卷”就会越来越严重，员工做的事情，获得的成长和收益就会变低。如果不多关注每个员工的心理变化，时间长了就容易从量变引起质变。”

而在数字化时代，已然到了需要组织不断进化来适应个体的时代。这样个体之间才能保持协同。

细究这些职场人离开的原因，除了薪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晋升通道。

在字节跳动工作了2年的肖申离开了，并表示辞职纯粹是因为钱的问题。此外，肖申还告诉记者，“当时最大的职场困扰应该是创业期的公司通病，公司当时各方面都不是太健全，比如个人发展和学习的机会，很多时候不成体系。晋升通道也不明晰。”

腾讯前员工阿竺也表示，基本看不到晋升通道。此外，除了薪资，腾讯惩罚体制很不人性化也是阿竺离开腾讯的一大原因。

据了解，腾讯采取星级评定的方式，年中年尾各一次。“我做事很认真且负责，但却给我连续2次评星不高导致降职。虽然存在我失误的原因，但是因为稿件的一个错别字就让我降职且全公司通报，这是我没办法接受的。我毕竟不是机器人。”

阿竺回忆，自己在腾讯也原创过几百万流量的稿件，后来觉得真的“做得没意思”——“我基本2小时可以做完一天的事，如果多做也不会有激励，所以我就离开了。”

反过来可以看到，这届职场年轻人，要的可能不再是简简单单地通过繁重的劳动换取薪酬，而是有了更高的自我提升需求与意义。

对于萧然而言，作为一个年薪百万的90后，已经让同龄人羡慕不已，但是面对不断迭代变化的互联网世界，萧然依然对自己的未来有些担心。

一是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长期可持续且有价值的方向；二是行业“内卷”越来越严重，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三是值得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方向是什么。

这三个问题或许存在于每个年轻的职场人的心中。有些人只是想想，而有些人已经找到方向，并为之努力。

当然，萧然只能算少数成功的那一小撮人，更多的还是在拥挤的地铁上或者凌晨的路灯下姗姗归家的普罗大众，他们每日在所在的华美城市中来回穿梭，疲惫但怀揣希望。

陈语认为，这届年轻人，到互联网工作其实是对于工作经验和人脉积累的最优解。虽然大家都说互联网很累，“但互联网每一分钱都是给你的”。

陈语说，互联网的门槛相对低，而且对于工作一定是足额支付，这让很多穷家子弟能够在没有背景的情况下迅速地在一线城市站稳脚跟并且养得起家、养得起父母。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辩证看待的问题，要看个人的选择。

这届年轻人，既有着更加明确的自我认知和目标追求，但又面临着互联网行业漫长的“内卷”——加班疯狂。互联网大厂为他们提供了“血汗换钻石”的机会，但又在晋升制度提升方面步履缓慢。

喊着“工作996，生病ICU”的年轻人，用网络用语调侃一切，最终依旧认命般加班，消化现实。这背后并非是“口嫌体直”，而是个体与组织的磨合博弈，也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意识在流淌。

本文来源：《商学院》杂志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