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证券邵宇:告别短视,坚持长期主义

2022-01-11 120 0

东方证券邵宇:告别短视,坚持长期主义


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部分原因是搭了全球化的“快车”。当外需下降,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成为必然选择,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是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


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必须告别短视,放弃“赚快钱”的思路,建立并坚持长期主义价值观,追求对价值和意义的探索,补足前期因发展过于迅速而带来的先天不足,带领中国经济向追求效率公平和可持续增长大踏步迈进。




“江山”之变与“天下”之变




当下,全球宏观环境的变化呈现两大特征,两者同时出现,形成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一是“江山”之变。指整个社会和广大民众的民生。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社会与民生出现全方位的分化,包括线上与线下的分化,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分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化。


二是“天下”之变。所谓“天下”就是全球化,是指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在疫情过后的世界如何安身立命实现发展,能为全球提供怎样的帮助。


分化成为当下重要的状态,分化将导致裂痕,裂痕亟需弥合,这些变化是当前政策调整的基本逻辑框架。中国需要弥补这些分化,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医药领域集采工作的实施,房地产“房住不炒”的定位,种种线上线下政策的调整,都是基于这一逻辑。


2020年全球约有2亿~5亿人陷入贫困,但是根据美国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一份报告,从2020年3月18日到2021年3月18日,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约4万亿美元。全球社会经济走势呈K型,即超级分化——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在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0.2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视为收入相对合理,0.4~0.5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不同的国家对于贫富差距有不同的应对策略。1933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后推行的“罗斯福新政”在当时被人称为“社会主义新政”,其重要意义在于,以税收为核心手段拉近了各收入阶层的所得,这极大地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贯穿始终的收入不平等情况。此后,美国的基尼系数迅速下滑,从1937年的0.44下降到1953年的0.36。在新政施行14年间,收入最高的前10%纳税主体的收入占比从新政开始时的46%迅速降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3%左右,而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占比从15.6%下降到11.3%。


2010年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了0.48,但其中地区差距贡献达到了0.25。这个比例超过了美国和巴西这两个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这说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在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反而不是很高。


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考虑到效率优先,资源会倾向于富裕人群,因为他们更有能力去投资和消费,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分化过大时,势必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与利益的固化,反倒让社会失去了活力,后来者看不到希望时会导致诸多的社会冲突。


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财富上的均衡分配,相对而言,北欧做得好些,但北欧因为经济体的总量相对较小,对大型经济体所产生的样本作用不是那么明显。美国强调的是效率优先。效率和公平是矛盾的统一,完全没有差距,人们会失去动力,但差距太大也将失去动力。


国家发展的初心是为增进人民的福祉,因而当前经济发展会从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追求效率公平与可持续增长,未来的投资也将体现在新一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上。


具体而言,国家将通过战略层面的产业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效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等方面的重大作用,破解发展断裂带下增长动力的缺失。


健康服务包括一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日常化将成为未来消费的主动力,“三孩经济”、银发产业、养老医疗这些在未来都有重大增长机会。信息消费科技化、互联网化以及休闲化、娱乐化也是潮流,O2O、移动支付、文化旅游以及娱乐休闲,还有体育产业都会有较好的发展机会。




滋生短期行为的环境在改变





泡沫和套利是短期行为的诱因。中国在一定时期内短期行为的出现,既受货币供应的速度和总量的影响,也受法律管辖滞后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企业的野蛮生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流动性演进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题是“经济货币化”(1979~1991年)。这一阶段中,计划经济和实物配给被货币交换和商品贸易全面替代,迅速扩大了货币交易需求。
 

第二阶段的主题是“资产资本化”(1992~1997年)。该阶段的标志之一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出现。


第三阶段的主题是“资本泡沫化”和继续资产资本化(1998~2004年)。1998年央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商业银行释放流动性的大门就此完全打开。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地方政府累计获得20万亿元以上的土地出让收入,而这是撬动天量信贷和货币的资本金来源。


第四阶段的主题是“泡沫全球化”(2005~2011年)。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再次打开升值窗口,随后的全球经济和资产泡沫同步升腾然后跌落深渊。


30年间,中国经济在流动性上经历了发达市场百年演化的经济货币化、资产资本化、资本泡沫化和泡沫全球化的全过程。1985~2011年,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1.67%,在如此高速的货币供应量上,财富是如何增长和被分配的,这就需要更深入的洞察。


随着市场变得更加有效率,从监管和市场定价的角度来说,短期套利行为都不会被给予高额的奖赏,甚至可能会面临比较严重的处罚。数据和网络安全相关的行业政策风险可能会上升,企业需要更加注重规范。


中国要构建国内科技大循环,实现关键领域自主可控、产业升级,保障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性。未来企业要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补足前期因发展过于迅速而带来的“先天不足”。我们需要检讨的是,科学进入中国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李约瑟之问”在今天依然令人警醒,中国为什么有技术没科学?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企业若想获得技术优势,就不得不购买专利,或者进行原创,毕竟未来很难再用市场换技术,这些因素都在迫使企业改变短视的行为。


首先,未来制造业要不断采用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两个“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创,特别是所谓的硬科技,重点是在制造业中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突破和创造。突破性科技或者说技术革命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同时推进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其次,企业需要采取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这主要是指服务业的创新,主要围绕“互联网+”领域展开,即用互联网去改造传统的制造业和全面提升现代服务业。通过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同时推进“工业4.0”的实施。


最后是新制度,即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尤其是政府服务方面的创新,包括简政放权、财税改革、土地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内容。


中国经济此前一直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到处都是机会,但如今经济发展变缓,赚快钱肯定没有那么容易了,这时需要静心思考未来的发展路径。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短期行为的后果。价值投资的本意是追踪EPS(每股盈利),即企业稳定的可持续的盈利,而不是追求估值泡沫。至于结果,那就交由市场来投票吧!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采访整理:钱丽娜)


(本文来自《商学院》杂志2022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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