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简称疫情）至今已进入第三年，中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2022年3月开始反复发作的疫情，先后使深圳、上海、北京等对经济增长起引领作用的大都市先后按下或长或短的“暂停键”。同时，中国经济还叠加了乌克兰局势等地缘政治突变和美联储加息等国际金融环境变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提振中国经济有哪些重要性和策略呢？2022年6月8日，中经传媒智库联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智库、传播中心举办了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直播，以“提振中国经济：紧要性、复杂性与策略性”为题，展开了一场对当下宏观经济形势和稳经济策略的系统性讨论。

在2022年5月公布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以来，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尤其是4月份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统计数据显示，4月经济主要指标增速由升转降或有所回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由3月份环比增长0.61%转为下降0.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当时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总的看，这些都是由于疫情冲击带来的短期变化，都是阶段性和外在的。”总体看，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6月8日谈及影响中国2022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因素时总结出三点：其一，突如其来的乌克兰局势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影响了投资者情绪。从长远来看，大宗商品市场、农产品市场价格可能开始抬升，这会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的经济带来显著影响；其二，美联储持续加息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挑战，美联储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时带来的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降低，对各国来说，可能会导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甚至是资产价格下降，无论是对金融市场，还是对实体经济，都会造成一些影响；最后，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最近几个月对经济活动造成的影响远超预期。如果疫情能很快过去，经济形势或许会很快反弹，但综合来看，现在的形势跟年初相比仍要疲软很多。

针对当下宏观经济形势受到的影响，政策层面应推出哪些应对措施呢？黄益平认为，大体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其一，首先要减少疫情冲击带来的影响，尽快控制住疫情，或者找到一个退出的办法；其二，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的刺激力度，用力度比较大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来提振市场信心；其三，协调短期和长期政策的效果，在保证长期目标实现之前，一些更加具体的、平稳的短期措施对于行业来讲至关重要；其四，政府可以考虑采取一些直接的纾困措施，从政策层面给予企业和老百姓一些直接支持，这对于我们稳定经济局面和未来经济复苏，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制定了5.5%的GDP增长目标，如今上半年已经过去，正处于至关重要的经济政策窗口期。5月31日，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涉及六个方面33项措施，包括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扩大实施社保费缓缴政策、鼓励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延期还本付息、降低市场主体用水用电用网成本等。

房地产被视为影响经济的重要领域，是支柱型产业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中国房地产产值仅为4141亿元，在当年GDP中占比4.1%。二十年后，2020年中国房地产产值跃升至74553亿元，在GDP中占比7.3%。在20年时间里，房地产产值大涨70412亿元，增长率达78%。房地产对于拉动经济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房住不炒”的政策已经实施快满六年，我国过快的房价增长得到了显著控制，主要的城市租金房价比现在趋于比较稳定的水平。但是，部分房企仍有很大经营风险，为此，在宏观政策方面，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赵波介绍道：“2020年8月份，央行和住建部提出了‘三线四档’的监管要求，对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净负债率以及现金短债比都作出了限制；之后，央行和银保监会建立了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规定不同种类银行的房地产和个人贷款余额占比上限；此外，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保交楼的目标措施采取了各种监管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加强对于房地产企业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

在这一系列监管措施之下，赵波表示，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首次低于个人按揭贷款占比；二、个人贷款的增速大幅度下降，现房销售有所反弹，期房销售持续下降；三、社会融资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等。

为了稳住2022年5.5%的增长目标，一系列短期刺激政策开始实施。各地楼市从今年开始迎来了大松绑，包括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在内的130多个城市，陆续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调控松绑措施。其中，包含降低房贷首付、放开限购限售门槛以及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过严的纠偏等。央行方面，近日宣布5年期LPR下调了20个基点，首套房商贷款利率也进一步下调20个基点。赵波认为，总的来看，这些措施在短期内能避免“大水漫灌”的风险和潜在的金融危机，有助于化解房地产库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

赵波进一步表示：“只是，目前房地产刺激政策对于经济总量的刺激作用可能不如预期那么大。一是房地产投资对总需求的直接刺激比想象中小，二是产业关联效应并不突出。但即便如此，由于房地产带动的第一行业是‘金融业’，房地产带动的土地出让收入也是地方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且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均表现良好。因此，短期来看房地产刺激政策对经济发展是有效的。”

除房地产企业之外，黄益平强调：“保经济主体其实就是保中小微企业。我国目前主要做法是提供银行信贷，效果表现良好。但下一步金融机构应该想办法，对有需要的中小企业持续提供信贷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还本付息的压力会非常大。因此，除了财政方面的减税降费、降低成本以外，可以考虑由金融机构、央行提供类似贴息或者暂缓付息的支持。”

现金和消费券双向发力

对于疫情造成的影响，除了企业层面，教育部长江学者、北大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国恩认为，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使得社会不平等问题趋于严重，应当引起关注。

刘国恩表示，疫情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生命损失，另一种则是生存质量下降。具体来讲，疫情增加了疾病负担和死亡风险。但是，根据中国过去两年情况来看，由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居民生存质量下降问题更为严重。主要体现为弱势群体获得收入的能力大幅下降，很多低收入群体面临重返国家贫困线以下的风险。

北大国发院教授、教育部-北大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所在团队研究表明，现阶段来看，保老百姓的生活就是保社会稳定，建议国家可以尽快发放生活补贴，具体以每人500元现金或500元消费券为宜。在当下消费不振的情况下，发放现金和消费券可以起到短期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对于那些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和消费券也能有效避免陷入再次返贫的困境中。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表现来看，沈艳介绍，从2022年3月以来，零售消费出现了四个特征，一是下滑程度深；二是线上线下共振同时下跌；三是地域广；四是牵扯的行业多。相比于2021年，2022年3月份零售数据同比下降4%，4月份同比下跌11%。

因此，通过给老百姓直接发“钱”的方式，或许能起到提振消费的作用，沈艳团队建议，首先，建议由中央统筹，地方各尽所能，对各地区不同收入的家庭一视同仁，对更困难地区、更困难的家庭可以优先发放或加大发放力度。

其次，在发放内容上，建议同时发放消费券和现金，只有发放现金才能让消费券真正发挥作用。对于影响民生的关键行业，要及时发放小额、有效期短且使用灵活的消费券；在发放方式上，可以与现有数字平台合作减少发行成本，将现金发放与消费券使用作一定捆绑，最大程度让发放资金转化为消费。另外，可借助社保个人账户体系，往绑定的账户发放资金。

最后，在救助资金来源上，可通过多种渠道筹集，例如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基建项目延迟时，可调拨资金先发补贴，根据进度将这部分投资资金安排到下一财政年度。沈艳强调，整个发放过程需信息透明，加大监督力度，让现金尽快、尽可能公平、尽可能全面地发到老百姓手中。

对于部分家庭或个人，是否可以考虑放松或增加消费贷款的发放力度？沈艳认为：“消费贷款的确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但前提还是居民要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从目前大部分情况来看，没有稳定的收入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全面大幅度逾期的情况。所以，在有稳定收入作为前提下，再去考虑消费贷款方面的发放是可以的。另外，消费贷款的发放，从银行角度来讲要商业可持续，可以借助风控技术识别出确实有还款能力的优质个人，给这部分人群增加一些贷款发放，让他们实现跨期提前消费，从而刺激消费。”

以社会救助稳就业

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指出，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国内劳动力市场出现新动向，工作需求总量大幅下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今年，我国城镇就业的新增劳动力约16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达1076万人，还有近3亿农民工在等待工作机会。无论从总量还是从结构来看，稳就业都面临着不小压力。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着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并提出“对中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的，加大扩岗补助等支持”。近段时间以来，各地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力求能稳定和扩大就业。

例如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给予本市相关用人单位就业补贴应对疫情稳岗保就业的通知》，强调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零售、旅游、交通运输、文体娱乐、住宿、会展等七类行业中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在年内实施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贴政策；天津市人社局印发《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其中包括对招用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的中小微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每人1000元标准，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等帮扶措施。

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张丹丹认为：“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在保就业、保经济上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学习，通过有效运用社会救助办法弱化经济对个体的冲击。”

例如英国方面，自2020年3月1日开始实行新冠带薪长假计划，最高政府支付的工资达到了他们工资额的80%，执行时间为一年半，保住了1170万个工作岗位，平均每个岗位花费4.5万元，在英国疫情暴发最严重的时候，有将近19.2%的劳动力被政策覆盖；美国疫情暴发早期赤资3500亿美金恢复小微企业就业，尽量保留员工就业，通过放长假、保留医保等方式完成失业救助。除此之外，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也采取了新冠救助计划，提高最低工资，给年收入比较低的美国家庭直接发钱，增加失业救济。

在社会救助对象和额度的选择上，张丹丹建议：“从国际经验来看，可以更加关注服务型企业以及低收入群体。在救助额度上，平均1.5万元一个职位要实现规模化可能比较困难，但是通过大数据对失业情况进行筛查，制定一些分层的救助措施，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卢锋指出，青年群体就业压力大，除了宏观增长弱势的背景以外，还凸现了目前阶段青年人特殊劳动力市场板块的匹配问题以及结构性摩擦。实际上，针对青年人的就业问题不能光是短期考量，更应该把短期跟中长期结合起来考虑。

因此，卢锋表示：“我国政策需要在救济性、救急性宏观调控的同时，也要考虑中长期综合系统的应对。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激活市场机制，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作为根本，以提升潜在经济增速和推动转型升级作为主导，然后再配合以可持续的结构性就业促进政策，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就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