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城镇化的“下半场”亟需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2023-06-29 1037 0

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已有3亿农民转为“新市民”,未来城镇化充还有提升空间,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提升生活品质,应对老龄化社会补足社区服务短板,不仅大有可为,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文|朱耘

ID | BMR2004


去淄博吃烧烤了吗?


2023年“五一”假期,淄博晋身“最热门城市”。


烧烤,突然让淄博这样一个三四线工业城市成为“网红”。曾经年轻人向往的城市,或许与文化、旅游相关,且往往是省会城市或新一线城市,而近年来,不少三四线城市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新冠疫情过后第一个“五一”小长假,压抑太久的年轻人外出旅游,但集中假期突显了当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未来可否平稳、健康、可持续地发展,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智慧”。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认为,当下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已有3亿农民转为“新市民”,未来城镇化率还有10多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提升生活品质,应对老龄化社会补足社区服务短板将大有可为。


徐洪才:城镇化的“下半场”亟需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徐洪才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01

“小长假”的极限之考



今年“五一”小长假,国内旅游持续火爆,同时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在徐洪才看来,首先是这种集中式的休假,不利于自然环境与文物的保护。


其次是基础设施的承载力不够。游客到了目的地,景点排队、吃饭排队,表面看是“流量”大了,但这种突然爆发式的增加,不利于管理。旅游行业中很多服务企业是中小企业,或者说是小生意人,旺季时为满足临时的大流量而做生意,到了淡季,没生意了,这样的风险于他们而言非常大。“这就考验了政府管理上的智慧,需要‘削峰填谷’、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徐洪才说。


举例来说,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效率大大提升,当某地接待能力即将超过极限,可以通过信息化的手段,让消费者提前知道,主动回避,建议更改目的地。景区已经人满为患,就不要再对外售票了。“我注意到,‘五一’期间,住宿、交通等价格涨得非常厉害,但涨价应该有幅度,如果涨价依旧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意味着价格调整机制失灵了。需引入流量机制,监管部门不能缺位。”


徐洪才举了新加坡的例子:尽管该国国土面积不大,却吸引了八方来客到此旅游,在新冠疫情之前,每到“五一”“十一”长假,有不少中国人前往该国旅游,但并没有让新加坡“失控”,原因在于,通过有效的签证管理,控制入境流量。而目前我国国内大部分地方对于旅客还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因为这样对GDP增长有利。


当下全国人民集中休假的弊端显现,集中出游于各地而言都是“极限之考”,政府这只无形之手,不能缺位。


02

发掘3亿“新市民”的消费力



2023年经济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扩内需”, “拉动消费”。


然而,从市场表现看,老百姓对衣、食方面的消费力有明显的回暖,但住(房)和行(汽车消费),消费力表现只能用“差强人意”来形容。徐洪才认为,住房和汽车属于大宗消费,老百姓还是比较谨慎的。“住房从数据上看,出现了止跌起稳的迹象,但是距离回升向好,还需要时间。老百姓觉得房价相对于他们的收入或者支付能力,还是偏高了。”


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心城市与中低线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大家都愿意往中心城市聚集,造成房价居高不下。


2023年,汽车“价格战”或将写入历史,在徐洪才看来,“降价潮”从根本上讲,有利于技术进步,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购车成本,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拉动消费方面,徐洪表示,重点应该放在3亿“新市民”身上。他们原本是农民,进城务工,且多数又是个体工商户、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很少能进到正规企业中工作,房价高、看病难、孩子上学难是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这些“新市民”想要在城里落地生根,买房、买车的需求是有的,如今却是“囊中羞涩”。


徐洪才认为,目前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想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很难,而最有潜力的就是这3亿“新市民”,需要通过5~10年的努力,将他们转化为中等收入人群,这样整个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就起来了,就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过去中国城市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非常严重,大家都往大城市里挤,随着中低线城市差距不断缩小,3亿“新市民”的“落脚点”不一定是大城市,县级市就是不错的选择。换句话说,今后几年,中国经济最有潜力的地方,就是城乡结合部。


然而,当下这些地方的“活力”明显不够,很多县城里的生活非常单调,全国2800多个县级市,这里生活的很多人没有正式工作,除了打麻将,没有多样的生活服务,看病还要到省城去,子女教育问题也得不到更好地解决。


让3亿农民进入城市,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提升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能力是重中之重。徐洪才说,过去我们强调生产性服务,忽视了生活性服务,生活品质的提升。生活服务是当下的“短板”,特别是老龄化社会加快来临,需要加大这部分的投入。


千百年来,农民把土地视为“命根子”,鼓励3亿农民进入城市,并不意味着让他们失去土地,促进城乡间生产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这其中也有不少难点。徐洪才认为,首先是土地制度,全国以及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并没有形成,这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很大障碍。目前土地自由流转还很难,各地土地市场还是碎片化的,很难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即便大公司参与土地市场的收购兼并也没有兴起,大家都很谨慎,怕出事,在体制机制上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保障。所以现在城市过剩的资本,宁可闲置在那,也不愿意流到农村。其次是社会保障制度,对人员的流动也有一定的限制。农民60岁以后,按理也应该退休,但没有退休金;另外医疗方面的保障非常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没有实现,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解决,这涉及到几万亿元资金缺口的问题。


徐洪才给出的方向性思考就是盘活国有资产这块“蛋糕”, 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通过国有资产、社会保障资金、财政资金的打通运作,将国有资产无偿划拨到社保基金,显著提升低收入群体、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创造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环境。 


来源 | 《商学院》杂志2023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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