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丹

ID | BMR2004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正处于历史性跃升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完善，结构布局不断优化，规模稳步扩大、效益明显提升，扩大内需、带动消费、稳定预期等作用彰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9.14万亿元；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6.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4%；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4.8%，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显然，文化产业正迎来新发展时代。

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与技术深度融合的双重驱动下，市场对既精通文化内涵又掌握商业逻辑、既熟悉数智技术又具备管理能力的复合型高端人才需求日益迫切。为此，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与文化与传媒学院（以下称“文传学院”）联合重磅推出“数智文化管理MBA”（以下称CMBA项目），致力于打造既懂文化又懂数智技术，既懂管理又懂资本的新型领导者，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那么，AI将如何重塑文化产业？教育界又将如何满足AI影响带来的人才需求？企业甚至商科教育如何在“内卷”时代破局前行？《商学院》杂志记者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朱飞。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正深刻重构社会运行逻辑，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我统一把这些新技术定义为‘新的经济基础技术’，其推动着社会进入一场根本性变革，文化产业也不会例外。”朱飞告诉记者，“这也将为文化产业带来诸多创新和变化，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方式与产业形态。”

在创作端，“人机共创”成为新常态，AI不仅是工具，更是参与创作的伙伴，极大拓展了创意的边界。在技术的加持下，“全民创作”时代到来，这意味着个体创作者甚至小型团队也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过去需要庞大资源支撑的文化产品，这或将促使文化产业向更加去中心化、分布式的方向发展；在消费端，“虚实共生”日益普及，VR、AR、数字人与元宇宙技术融合，打破物理界限，让用户在虚拟空间中沉浸式体验文化内容；在产业端，“跨界融合”加速推进，文化与科技、旅游、教育、金融深度融合，催生数字文博、智能文旅、互动娱乐等新业态。

朱飞指出，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变革正在发生：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大部分产业正从“规模经济”迈向“范围经济”。传统模式追求“做大”，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单位成本；而新时代的逻辑是“做广”，通过共享数据、资源与能力，在多元产品与服务中实现价值最大化。

从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的底层逻辑在于数据的可复用性与跨域延展性。这可以形象地理解为“一鱼多吃”：数据是“鱼”，不同文化产品是“吃法”。同一用户群体的数据，可同时用于开发游戏、改编影视、设计衍生品、策划线下活动。只要人群一致、场景相关，数据便能在多领域高效流转，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因此，企业无需固守单一产品或垂直领域，而应以数据为纽带，打通多个关联场景，拓展业务边界，实现“以点带面”的协同发展。这正是范围经济的本质——不靠规模取胜，而靠协同增值。

朱飞指出，AI时代带来的更深远影响体现在价值创造的逻辑。以往，价值呈“正态分布”：多数企业组织处于中游，头部与尾部占比较小，市场格局相对稳定。而在AI与大数据驱动下，文化产业正加速向“幂律分布”演进——极少数头部内容占据绝大部分流量与收益，形成“赢家通吃”，而海量创作者却难以获得关注与回报。 

在“从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从产品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从正态分布转向幂律分布”的趋势下，文化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呈现出全新的特征。

“未来，纯粹意义上的文化企业其实很难存活了，跨界融合成为生存必需。例如，一部成功的影视剧不再止步于银幕呈现，而是迅速延伸至游戏开发、动漫改编、文创衍生品设计、主题乐园建设乃至数字藏品发行等多个领域。”朱飞坦言，这种“一鱼多吃”的模式，正是基于用户数据的跨场景复用能力所实现的范围经济逻辑。要实现这种融合，企业必须打破边界，与科技、金融、教育、消费等行业深度协同。

面对行业的变局，高校正在结合自身专长，设计相应的课程体系，来推动人才发展，进而推动行业的良性前行。

据朱飞介绍，CMBA项目从立项到正式推进仅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这一高效落地的背后，既有朱飞个人职业转型的微观动因，更蕴含着对宏观趋势与教育变革的深刻洞察。作为该项目的主要推动者，朱飞此前在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工作近二十年，2025年年中调任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正是在“为新学院谋发展、为老学院拓边界”的朴素初衷驱动下，CMBA项目诞生。

若从理性角度深入分析，朱飞坦言该项目的设立并非一时兴起，而是顺应多重宏观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明确提出要将文旅行业打造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背景下，文化与科技、金融、消费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正在加速，2024年我国文化领域实现营业收入19万亿元，市场对具备跨界整合能力的高端管理人才的需求也日益迫切。

与此同时，MBA教育本身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垂类化、细分化的MBA项目正成为新的发展方向。文传学院历经多年发展，已构建起从内容创作到设计传播，再到产业运营的全链条学科体系，并汇聚了一批在业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因此，将商学院成熟的MBA培养体系与文传学院深厚的行业资源相结合，正是CMBA项目的核心优势。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传统西方经济学将企业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难以解释为何企业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企业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创造经济价值，更是为了服务人、成就人、提升社会福祉。

这势必也将成为CMBA项目的重要内核之一，即人文经济学重塑企业价值逻辑，而CMBA项目致力于培养践行这一逻辑的新型管理者，致力于推动文化产业实现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已经开始积极回应这一时代命题。以文传学院为例，早在三年前，学院就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人文经济学共同体，并持续推动相关理论探讨。学院教师也在各类媒体和学术期刊上发表系列研究成果，致力于将这一理念系统化、本土化。同时，学院也正在筹划人文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工作。未来，随着这一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一个更加以人为本、更具人文关怀、更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新格局必将形成。

在朱飞看来，一个能够在当下及未来引领文化企业发展的领导者，必须具备五大核心能力：人文底蕴、数智素养、财经思维、跨领域能力，以及一个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特质——张力。

第一，人文底蕴是文化企业领导者不可动摇的专业根基。无论是内容创作、品牌塑造还是用户体验设计，其核心都离不开对人性、社会与价值的深刻理解。否则，即便其掌握先进技术，也难以创造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

第二，数智素养已成为数智时代的基本要求。这并不意味着领导者必须精通AI编程或开发智能体，而是要求其具备对数智化技术的敏锐感知与应用能力。他们需要理解大数据如何驱动用户洞察，AI如何优化内容生产等方面的知识与应用。

第三，财务与金融思维是文化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许多文化项目虽具创意价值，却因缺乏成本控制、投融资规划或商业模式设计而难以为继。尤其是一些“小而美”的文化工作室，往往受限于主理人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难以实现规模化发展。因此，未来的文化领导者必须具备财务分析、资本运作和战略决策的能力，并将文化价值与经济逻辑有效结合。

第四，跨领域能力是应对复杂环境的必然要求。在技术高速发展及产业边界日益模糊的今天，仅靠单一领域的知识已无法应对不确定性，更难以支撑创新。优秀的文化企业领导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积累和经验整合能力，将科技、金融、消费、社会趋势等多元要素融合进文化产品的开发与运营中，从而创造出更具竞争力的商业模式。

同时，朱飞告诉记者，在快速变革的时代，领导者还必须具备强大的张力，这是一种由激情与韧性共同构成的心理素质，它体现为对事业的意义追求、成功的野心以及内在的驱动力；而韧性，也称复原力，则是在面对持续冲击与变革时，能够迅速调整、恢复并继续前行的能力。在产品、能力、组织生命周期被极致压缩的当下，缺乏韧性的企业和个人极易崩溃。

那么，这些能力如何通过课程体系培养？朱飞坦言，MBA教育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传授学生已有的知识，而在于帮助他们实现“跨越”——从单一专业走向复合能力，从本土视野走向全球格局，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引领。

首先，项目通过前沿、整合、跨领域的课程与活动，帮助学生拓展认知边界。例如，在数智文化方向，CMBA不仅开设了文化产业政策、内容创意管理、数智媒体运营、文创IP开发等系列课程，同时，鼓励学生充分利用中央财经大学的整体资源优势，跨专业选修金融、财务、投资等课程。这种开放机制旨在推动学生构建自己的“双专长”甚至“多专长”结构，进而弥补学生在人文专业领域之外的知识短板，使其成为“π型人才”。

所谓“π型人才”的培养理念源于对人才演进路径的系统思考：早期社会更需要“I型人才”，即在某一领域极度专精的专家；随着环境复杂性的提升，市场开始青睐“T型人才”，即拥有宽广知识基础和某一专业深度，具备更强的适应性与跨领域协作能力。然而，在AI驱动的“易变性职业生涯时代”，技术的颠覆性创新、组织形态的灵活化、职业边界的模糊化，使得个体必须具备多领域的专业能力，才能在不确定中保持竞争力。因此，“我们提出‘π型人才’模型：即在宽广的知识基础之上，拥有两个或以上的专业深度。这种知识结构不仅增强了个体的跨界融合能力，也提升了其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与创新能力。”

其次，学院也重视学生的国际化视野的培养，例如通过GEMBA（Global Expansion MBA）项目鼓励学生参与海外交流、国际案例研讨和跨文化项目实践。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复杂时代，全球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是高端管理人才的必备素质。

最后，“我们特别强调‘高挑战带来高成长’的培养理念”。朱飞告诉记者，“我们一贯重视对学生意志力与韧性的锤炼。在第二课堂中，我们组织学生参与‘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完成极限挑战。这些活动不仅能增强团队凝聚力，更能实现深刻的自我对话与心智重塑。”

朱飞坦言，CMBA项目的设立对师资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理想中，教师不仅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影响力，还需对行业有深刻洞察，并能紧跟最新实践。然而，现实中无法苛求每一位教师都成为“全才”。人的精力有限，专业背景各异，要求一位学者既在学术前沿深耕，又在产业一线实战，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化的要求。因此，学院采取了系统性的策略来应对这一挑战。

第一，全校遴选适合的老师。“我们在全校范围内遴选符合项目特质的教师，确保师资团队的整体质量。”朱飞告诉记者，“目前平台上85%以上的教师，不仅拥有扎实的研究能力和专业影响力，同时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我本人曾在证券公司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之后转入学术研究，这种‘理论+实践’的双重背景使我能更好地将现实问题带入课堂，使课堂不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对话。” 

第二，引入讲习导师制度。“我们建立‘讲习导师制’，弥补学术师资在实践前沿的局限，邀请来自知名企业的高管担任课程导师。截至目前，已有三十余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高管加入我们的导师团队，他们定期参与培养方案设计、课程讲授、专题研讨、案例分享和学生指导。”朱飞表示，这些来自一线的高层管理者，带来了最鲜活的商业场景、最真实的决策困境和最前沿的行业趋势，极大丰富了教学内容的实践维度。

第三，推动整合实践类课程建设。朱飞介绍，在整合实践课程中有一门叫“管理咨询”的课程，由多位教师与企业共同开发。企业提出真实问题，提供具体业务场景，师生团队深入企业调研，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这种模式不仅帮助企业解决了真问题，提升了学生的实战能力，也让教师在与企业的深度互动中不断更新知识体系。课程的效果也不错，学生和企业都给予较高的评价。这说明，当教学与真实商业世界紧密结合时，教育的价值才能真正释放。

第四，推行“活页式教材”改革。这是面对教材更新速度远落后于实践发展困境的一种对策，即在保持核心理论框架（底盘）稳定的基础上，定期更新案例、数据和实践拓展内容。所谓“活页”，就是指那些鲜活的、动态的、来自当下的商业实践。为此，学院大力鼓励教师进行案例开发，将企业最新动态转化为教学资源。

同时，案例更新的速度需求也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以文化行业为例，该行业的高迭代性，是否会导致案例研究的价值衰减？朱飞认为，案例的价值不在于企业本身的兴衰，而在于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与底层规律。教学的目的不是让学生“复制”某个企业的成功路径，而是通过案例理解其背后的管理原理、组织机制或商业模式。因此，对教师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案例是否过时”，而是能否从动态变化的实践中提炼出稳定的理论逻辑。这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更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强大的抽象能力。他们必须不断学习、持续更新，将最新的商业现象转化为可教学的知识模块。

“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产品、组织、能力、经验等的生命周期被极致压缩的当下，不要有走出‘卷’的期待。那种找到利基市场，进入高枕无忧的蓝海理想状态，在当今时代几乎不存在了。企业生存的关键已不再是追求短期效率的极致，而是必须依靠持续的创新来维持竞争力。”朱飞表示。

在AI与数智化技术深入渗透的今天，企业组织所追求的“结果变量”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组织的核心目标是效率，即如何以最少的资源实现最大的产出。但在当前环境下，企业必须同时关注四个关键结果变量：效率、韧性、创新与敏捷。其中，后三者的重要性正在超越甚至取代单纯的效率追求。一个企业是否具备应对不确定性的韧性，能否快速适应变化的敏捷性，以及是否拥有持续创造新价值的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其生死的核心能力。

因此，朱飞认为，企业若想摆脱“卷”的困境，核心在重构组织的底层逻辑。许多中国企业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并未真正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或行业周期。当增长放缓、技术颠覆来临，旧经验便失灵，陷入“什么都没做错，却输了”的无力感。显然，如今的企业不能再依赖过去“大干快上”的效率导向模式，而应致力于构建一种能够支撑韧性、敏捷与创新的新型组织文化。这要求组织结构从传统的金字塔式转向扁平化、网络化、自组织；人才管理需要从强调服从与执行转向激发创造力与自主性；企业文化需要从追求稳定与控制转向鼓励试错、包容失败、持续学习。 

“我们坚信，人是环境的产物。一个聚焦、同频的优秀群体，能相互激发与成就。因此，教育不应追求‘泥沙俱下’的规模，而应打造高质量、高契合度的小型生态圈。以数智文化产业MBA为例，精准吸引有热情、有积累、有追求的学员，才能形成深度互动与共同成长。”朱飞表示。

总之，无论是企业组织还是教育模式，都需在“内卷”中寻找升维之路。唯有主动进化，方能在变革时代驶向真正属于未来的航程。

来源 |《商学院》杂志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