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鲁迅去陕西讲课，无意中顶撞了陕西“省长”刘镇华，当地媒体如实报道刘“省长”发怒，结果被停刊好几天。

这件事告诉我们，民国是有报禁的，舆论环境并不自由。

但是民国的报禁向来没有真正起过作用：在陕西不能登报，不妨拿到河南媒体上刊发；在华界不能出版，可以拿到租界书局里印刷；在国民党治下的中原地区不能高喊“打倒蒋介石”，在伪满治下的东北地区却可以大喊特喊；在沦陷以后的北平不能高喊“打倒小日本”，在抗战后方的重庆、昆明和前线的长沙却可以大喊特喊，甚至还必须喊。

民国自始至终就没有统一过，从辛亥到1949年，中华大地一直四分五裂，这种情形直接导致战火连绵，民不聊生，国力薄弱，内耗严重，坏处之大，无与伦比。但是它也有一“好处”：割据者们各顾各的，不再可能像大一统时期那样统一打击某种言论，这样一来，不管哪种思想都能找到合适的地盘茁壮成长。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时代为什么会盛产大师？20多个世纪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会百家争鸣？这就是原因所在。

割据的“好处”还不止于此。

上世纪三十年代，阎锡山割据山西，红色政权扎根陕北，两种政权毗邻而居，这边唱一嗓子信天游，那边就能听见。陕北搞土改，深受农民欢迎，吸引得山西老乡脚板发痒，直想投奔红色政权，阎锡山见势不好，赶紧采取应对措施。他说：“窃查陕北二十三县赤匪猖獗，势若燎原，大军围剿纵挫其势，而不能除其根，如突围而去，则传染益多，更难善后。此剿共不能专恃武力，而须注重于政治力量也。”

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呢？阎锡山、徐永昌（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在1935年中国地政学会编印的《土地村有办法及大纲》里提出：“惟以解决土地问题为防共釜底抽薪之根本方法。”也就是说，我党在陕西给农民分田分地，阎锡山跟着在山西给农民分田分地，以免山西农民被“赤化”。

阎锡山没有采用暴力方式打土豪分田地，他先发行公债，从地主手中购买耕地，分给无地农民，然后再让分到土地的农民分期偿还公债。这样的土地改革基本上不损害地主利益，改革阻力很小，经济上合理，政治上合法，推行起来比较方便，中国地政学会创办人、经济学家萧铮评价说，这同样可以“破不平之限界，收均富之效果”。

遗憾的是，这场改革在山西施行不到两年，日本鬼子就打过来了，山西很快沦陷，土改随之夭折。不过它给后来的土地改革提供了一个样板——若干年后，国民党败退台湾，萧铮等人在台湾大搞土改，用的就是阎锡山的老办法。

阎锡山搞土改的同时，还在省会太原大搞减租运动，把太原市区居高不下的房租水平降了下来，连农村问题带城市问题一块儿解决。

1934年秋天，太原最繁华的钟楼街平均每间房需缴月租15元（大洋，下同），最偏僻的铁匠巷平均每间房也需要缴纳月租1元。这个房租水平超过同期的北平，而市民收入并不比北平高，所以小职员和小商贩苦不堪言。阎锡山见状，在1935年下达限租令，规定空置房一律出售或出租，并给每条街巷的房屋租金设定了一个上限，只要超过上限，房客可以检举揭发。这条政令一实施，太原房租立马降了下来。

其实大约800年前南宋刚刚建立那会儿，政府已经搞过“限租令”。话说当时金军入侵，北方难民大量南渡，南方土著趁机抬租，各大城市的房租轮番上涨，超半数“新移民”只能住进贫民窟。金国的间谍趁机散发传单，宣传北方的房子如何如何便宜，房租如何如何低廉，引诱宋民投奔金国。宋高宗急了，出台限租令，大建廉租房，着手减轻百姓的住房负担。

我的意思是说，两“国”相争，除了不斩来使，有时候还可以不涨房租——为了争取民心，相对英明的统治者会出台一些惠民措施。

多出大师、不涨房租，这就是割据的两个“好处”。可惜跟战火连绵、民不聊生相比，割据的好处实在太小，坏处实在太大。所以我既不向往民国的大师辈出，也不向往南宋的不涨房租，我只希望一直身处和平时代，同时又能看到思想开放，房价下降。

（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