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敬雅

ID | BMR2004

中国的古都变迁勾勒出清晰的历史脉络：早期王朝如夏商周辗转于河洛与周原之间；秦汉一统，长安与洛阳定鼎为都；魏晋南北朝都城林立，南方始有建康（南京）；隋唐盛世以长安、洛阳为双中心；北宋汴梁（开封）一梦，旋即南下临安（杭州）；元明清三代定鼎北京，历时六百余年，贯穿中国古代后期。

这些城市曾经是一个个强大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见证了无数兴衰往事。回顾这些都城的建设历史，我们会发现当中蕴含着中国人对秩序、中正的追求，也是不同时代观念的生动体现。

在国家“双碳”目标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度叠加的当下，古人营建都城时对“天时地利”的考量，以及都城兴衰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紧密关联，为我们理解产城融合、生态优先的特色城镇建设提供了深邃的历史启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中国古代都城的理想模型和演进道路。

《周礼·考工记》中，明确描述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模型：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焉。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

规划师在营建都城时，以九里见方为规模，每边开设三座城门。城内纵横各有九条街道，每条街道的宽度可容纳九辆马车并行。宫城居于都城正中心，其东西两侧对称布置宗庙（位于东）与社稷坛（位于西），朝廷区设于宫城之前（即南侧），商业市场则安排在宫城之后（即北侧）。朝与市的占地面积各为一百亩。显然，这一格局呈现出高度严整的空间秩序，尤其是天子所居的宫城必居中而设，以此为平面“坐标”统摄全城建筑群的布局。

虽然尚无充分证据证明周代的都城完全具备《周礼·考工记》所描述的特征，但有足够证据表明，该书所载的都城营建体制开创了中国都城制度的先河，并对后世都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周代的都城制度适应宗法政治的需要而产生，其三级城邑体制集中体现了这种宗法结构：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其所居王城处于城邑系统的最高层次，是宗法血亲统治的中心；诸侯作为天子的屏藩，所建国都构成宗法统治网络的据点，居于第二层次；宗室及卿大夫在采地所建的采邑（有时也称“都”），则处于第三层次。这一三级城邑系统既构成一个整体，又层次分明，从道路宽度、城隅高度、城门数量，到城邑规模与规划形制，皆依爵位尊卑设有严格规定，不得僭越。

在具体规制上，天子王城方九里，诸侯国都方七里，侯伯之城方五里，子、男之城方三里；城墙高度方面，王城高七丈，诸侯城高五丈，大夫城高三丈；道路宽度亦依等级分别为九轨、七轨、五轨。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周代宗法封建与礼制等级的精神，使都城形制成为王权统治的象征，将王权政治的内涵具象化于都城形式之中。

《周礼》有云：“惟王建国，辩正方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建国立都是确立王权秩序、完善宗法体制的关键环节。通过精心设计的都城布局，树立天子威仪与尊卑有序的礼仪秩序，进而传达“君权神授”“惟我独尊”“面南而王”的王权主义精神。

在具体的都城形制中，宫城作为核心居于中心位置，其南北中心线构成全城的中轴线。该轴线南起都城正南门，经外朝、穿宫城、过市，直抵正北门，形成门、朝、寝、市由南至北依次排列的格局。宫城之前设外朝，之后设市；宫城内部分为“前朝后寝”，布局对称。宗庙与社稷分别位于宫城前方中轴线两侧，道路网络与里坊区以宫城为核心沿中轴线对称分布。九纵九横的主干道将都城均匀划分为若干功能区，形成四四方方、状如棋盘的整体结构，成为中国古都王权礼制的标准形制。

此种棋盘式、中心突出的都城形制，实为三代时期（通常指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映。对比都城形制与井田制度，可见二者内在联系紧密。“市朝一夫”则表明，都城规划以井田单位“夫”作为用地基准，并按井田组合方式划分用地。经纬道路所划分的区块，恰为一里或其倍数，田间阡陌演化为都城经纬道路，土田附庸发展为城垣。以“夫”为单位、“井”为组合、经纬道路为网络、中轴线为坐标，共同构成结构严整、区划均匀、排列有序的井田式都城网络系统。因此，都城制度可视作井田制的延伸与移植。尽管此说尚缺乏充分论证，但都城制度本身即是政治、经济、宗法、礼制等多重制度的综合体现。

《周礼·考工记》所确立的“方九里，旁三门”的营国范式，为后世都城构建了一个礼制完备、秩序井然的理想蓝图，成为历代王朝建设都城时尊奉的经典准则。然而，宏伟的蓝图终须落于现实的土地。在实际的建造中，除了遵循这一礼制纲领，历代规划者更需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与政治军事需求。在“匠人营国”的普遍原则之上，更有“天时地利”的追求。

“天时”也就是建城中对应的天象与卦象。天文学说以其幽远深奥的特质，深刻影响了古代都城的规划与布局。早在春秋时期，伍员为吴国筑城便“象天法地”，以八座陆门象征“天八风”，八座水门对应“地八聪”。至秦代，秦始皇将咸阳打造成一座“天上人间”，使渭水喻作银河，横桥化为鹊桥，南宫模仿牵牛星，北宫则象征紫微帝居——这些设计不仅反映出古人对天宇的崇拜与模仿，更赋予都城一层神秘而庄严的宇宙秩序。

这一“依天象建都城”的传统在汉代长安城中得以延续。城池轮廓被塑造成“南斗、北斗”之形，因而得名“斗城”；未央宫东设苍龙阙，北立玄武阙，呼应天上四象方位。及至隋唐时期，长安城的规划进一步融合《周易》思想，建筑家宇文恺将龙首原的六道高坡视为乾卦六爻，在“九二”高阜建造宫殿，象征“见龙在田”；“九三”高阜设置百官衙署，寓意“君子终日乾乾”；而“九五”高阜虽为“飞龙在天”的至尊之位，却不建宫殿，反以玄都观与兴善寺镇守，既契合卦象，又体现出隋唐崇佛之风。

至明清时期，北京城成为九宫八卦理念的集大成之作。外城为天，形制略圆；内城为地，格局见方；自永定门至钟鼓楼的中轴线贯穿全城，暗合九宫矩阵。天坛建于南郊，以圆形象天；地坛置于北郊，以方形法地；日坛与月坛分列东西，整体布局严格遵循《洛书》方位。此外，作为“天数之极”的数字“九”，在都城建筑中无处不在：天安门面阔九间，紫禁城角楼构架为九梁十八柱，宫门金钉纵横各九、共八十一颗……这一切细节无不强化着“九五至尊”的帝王意象，展现出天象观念在都城营造中的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都城营建过程中，除了“天时”，也十分讲求“地利”原则，主要体现在“因势利导”和“因地制宜”两大核心策略上。《管子·乘马》有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此段强调都城选址需兼顾山川形势与水源防御，体现因地制宜的营造理念。

“因势利导”强调充分依托和利用地理环境的固有优势，以支撑都城的核心功能。例如，汉初选择定都长安，正是看中了关中地区“四塞之险”的天然防御地形，使其在政权不稳时能“进可攻、退可守”；同时，关中平原的肥沃土壤与便利灌溉，也满足了都城庞大的物资需求。同样，元、清两朝定都北京，则是着眼于其“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的独特交通区位，使之成为连接中原、东北与蒙古草原的战略枢纽，有效维护了王朝对广阔疆域的控制与联系。

 “因地制宜”则侧重于对原有地理环境进行适度的人工改造，以弥补自然条件的不足，使其更符合都城发展的需要。隋朝营建东都洛阳后，以洛阳为中心开凿大运河网络，连通黄河、淮河、长江水系，极大地强化了其作为全国漕运与物资集散中心的地位。元朝在建大都时，为解决城市供水和漕运问题，放弃水量不足的莲花池水系，转而开发利用高梁河水系，并开凿通惠河等水利工程，构建起以大都为终点的新运河体系，为都城的长期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尽管“天时地利”的精妙选址为王朝都城奠定了“山河拱戴”的形胜根基，使其在创立之初尽显王权气象与地理优势。然而，在中国历史的漫长周期中，都城的命运亦如王朝自身，难以逃脱“盈亏”之数。随着政治动荡、经济重心转移或环境变迁，再坚固的城池也难免经历由盛转衰的轮回，这正是历史演进的常态。根据历史地理大家史念海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萧条与破坏主要源于四方面因素的交织作用：

政治变迁往往直接导致都城地位丧失，如曹魏迁都邺城时拆除洛阳宫殿建材“连筏竟河”，隋代在龙首原另建新都使汉长安城彻底废弃；战争破坏则更为惨烈，项羽焚毁咸阳使宫阙土层至今泛红，董卓迁都时“焚毁雒阳宫庙及百姓人家”，朱全忠逼迁唐室竟拆解长安城木料“浮渭沿河而下”；自然环境的演变同样不可忽视，殷商因河患屡次迁都，唐代关中饥荒频发致使高宗、武则天长期驻跸洛阳就食，形成“逐粮天子”的无奈局面；民族关系的影响尤为深远，犬戎陷丰镐使周原青铜器永埋地下，匈奴刘曜攻陷洛阳时“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金元易代之际开封城内“颓垣满目，皆大家遗址”。这些因素往往相互交织，共同促成都城的衰败，只有少数如明清鼎革时的北京，因政权更替相对平和得以保全宫阙。

朝代鼎革，经常发生都城位置的迁移，而新的都城也并非复建旧城，而是在时代发展中体现出自己的特色。中国古代都城的演进历程，深刻反映了政治权力与经济社会力量在空间上的交织与嬗变。

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大致包括两个时期：封闭式都城时期和开放式都城时期。前者历夏、商、周、秦、汉，至隋、唐，后者含宋、辽、金、元、明、清。在空间组织形式上，中国古代都城则大致经历了单一宫城的都城(夏时期)、城郭形态的“双城制”都城(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宫城、皇城和郭城的“三城制”都城(魏晋至明清时期)的历史阶段。其空间布局也经历了各种功能区相对分散存在(夏、商、周时期)、密封式结构(东周至两汉时期)、棋盘格形封闭式结构(曹魏至隋唐时期)和开放式街道布局(宋至明清时期)等诸种变化。

在早期阶段，都城普遍呈现“城郭分立”的格局，宫城独立设防，与普通民众居住区严格分离，形态自由且尚未形成明确的中轴线，如周代的王城与成周、战国时期的齐临淄等。随着秦汉统一时代的到来，宫殿规模急剧扩大，散布于全城，形成“宫民杂处”的局面，城市布局仍较为自由，中轴线意识尚未成熟。

从曹魏邺城开始，都城规划出现重要转折，宫城逐渐集中，并与城市南北中轴线重合，开启了以中轴对称、宫城北置为特征的规划传统。这一模式经北魏洛阳、隋唐长安得以延续与发展。至北宋汴梁，宫城规模进一步缩小，位置南移至城市中心，形成宫城、皇城、外城三重环套的方城结构，进一步体现了“择中而立”的礼制思想。元代大都则进一步将宫城沿中轴线南推，强化其在前导空间中的主导地位。而明清北京通过加筑外城使宫城再次回归城市中心，并以长达8公里的轴线与重重门阙构建出中国古代都城中最恢宏的空间序列，标志着王权秩序在都城规划中的极致表达。

与此同时，都城的市场与居住制度也经历了根本性变迁。魏晋至隋唐时期，城市实行封闭的里坊制，市场限于东西两市，坊门宵禁，商业活动受到严格管制。中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临街设店与夜市逐渐兴起，坊墙界限被不断突破。至北宋汴梁，封闭的里坊制彻底瓦解，商铺沿街分布，形成开放型的商业街区，城市面貌从整齐肃穆转向流动繁华，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从中古的礼制之城向近古的生活之城转型。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一方面是宫城不断集中、轴线逐步强化、礼制秩序日益严密的过程，体现出王权在空间形态上的深刻烙印；另一方面也是市场与街坊不断突破制度束缚，推动城市功能从政治军事中心向经济社会中心转变的过程。

都城，作为王朝的心脏，其选址与布局远非简单的土木工程，而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抉择、经济权衡与文化表达。它既需满足控扼四方的军事防御与漕粮供给的现实需求，也必须成为维系政权合法性与社会秩序的礼制象征。

从《周礼》的理想蓝图，到结合“天时地利”的灵活变通，每一座都城的肌理中，都渗透着那个时代最核心的追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都城。它们不仅是砖石垒砌的城池，更是时代性格最为鲜活的载体与时代历史最为生动的缩影。

来源 | 《商学院》杂志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