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有光谈河上肇与资耀华

节日特刊VOL6 2017-01-24 4420 0

“我到日本那时候思想‘左’倾,希望去跟河上肇。”语言学家周有光如是回忆。这位百岁老人于2017年1月14日去世,公众随之对这位“汉语拼音之父”(周对称号曾有否认)掀起追忆高潮。其实,周有光不仅有从经济学转向语言学的第二次道路选择,他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也曾经有一次重要的道路选择,而他最终决定去日本留学甚至回国,最大原因都在于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

按照周有光的记忆,河上肇当时已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非常有名”。周有光甚至为了河上肇放弃东京帝国大学而选择京都帝国大学,然而等他考到了京都,河上肇已经被捕了。

周有光根本没有看到河上肇本人,期待学习的经济学专业也丧失了对象,所以留学学习经济学的目的没有达到,留学主要是学日文了。随着妻子张允和怀孕,他待了不到两年,就回上海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和日本互通非常方便,不仅来往并不需要护照,从大阪到上海坐船一天就到,而且不少人选择留学日本,原因也在于日本比上海生活便宜。

河上肇何许人也?河上肇出生于1879年,其家乡是山口县玖珂郡岩国町,属于以往幕府时代赫赫长州藩,出过吉田松阴、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根据河上年谱以及自传,他出生于一个低级武士家庭,青年时代就和同学办过同学杂志,写过提倡日本发展工业的《日本工业论》等文章。

河上肇成年之后,来到东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毕业之后一段时间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农科讲师等职,后投身报界,在《读卖新闻》以化名连续撰写《社会主义评论》引发关注,后加入京都帝国大学担任教授,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8年被迫从京都帝国大学辞职后,河上与大山郁夫等人组织新劳工党,随后他提议解散,1932年9月9日,年过半百而正式加入日本共产党;1933年8月,河上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罪名受到审判,当年8月8日一审判处5年,9月放弃上诉,1937年因为皇太子诞生减刑出狱,1941年得以回到京都,1945年2月因为“寒冷以及营养不足”病倒,1946年初在京都旧宅病逝,享年67岁。

事实上,河上肇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影响甚大,被认为启发了李大钊、周恩来、郭沫若等人,而且影响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者,当年鲁迅的书账上也有河上肇的书,据内山完造回忆,河上所著《贫乏物语》简直如同小说一样的畅销。

李大钊1919年的名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是被认为受到河上肇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系列文章影响;郭沫若不仅伏案艰辛翻译河上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更是表示“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甚至河上被认为是他一生除了鲁迅之外写诗纪念最多的人。而周恩来诗作《雨中二次游岚山》“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也被认为是表示受到河上著作启发感悟马克思主义的欣喜。

自称受到河上肇影响的人不知凡几,但是直接受业于他的并不多,日本学者三田刚史统计京都大学与河上肇交往的约为17人。今天谈到外界受河上肇影响的人,多数是政界闻人,而他的学生中,也有一位著名中国经济学人,那就是中国银行业泰斗资耀华。

从周有光谈河上肇与资耀华

左为河上肇,右为资耀华

资耀华1900年出生于湖南,17岁不到就留学日本,26岁他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后来受到“民国摩根”陈光甫赏识在银行界任职,出版不少重要著作。当时16岁的资耀华带着30多块银元就去了日本,他对日本感受和后面的周有光差不多,那就是方便便宜,去日本比去北京、天津还方便,而且日本政府还有不少官费奖学金。

资耀华到了日本不久,决定学习经济,偶然得到日后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指点,告之“经济可不是会计,它是一门科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学问”,并且介绍日本经济学界分为旗鼓相当的东西两大派别,“东京是以庆应大学的福田德三博士为首,以富国论为基础,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学说;西京(即京都)是以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博士为首,以资本论为基础,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说。”

李达建议,资耀华本科毕业后可以进京都帝国大学师从河上肇。资耀华本意也如此,李达一席话让他觉得“顿开茅塞胜读十年书”。于是他未来的道路就按照李达提示,预科毕业就申请京都第三高等本科,目的是方便进入京都帝国大学,英文之外的外语也从德语改成法文。

当时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原理(经济原论)是由河上肇与田岛教授轮流讲授,每人担任一年,资耀华顺利进入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时,刚好那年还是河上讲授经济学原理,如愿以偿地,河上肇成为资耀华指导教授。

河上上课的时候不仅不同学科的人会来,校外也有人来听。如李达所言,河上肇讲学时没有讲义也没有稿子,资耀华记录得非常认真,并且加以自己的理解,回国积累几大册笔记准备出版,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机会,甚至在全国政协代表大会时候也不忘与京都大学同学杜国庠讨论。谁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红卫兵抄家,这些笔记连同其他文稿统统付之一炬,资耀华甚至为之暗中饮泣。至于为资耀华谋划人生道路步步为营的李达,也在文革中死在武汉大学。

对比周有光未能受教于河上肇,资耀华倒是得偿所愿,但是对比两人日后命运,其实也很难说更好,尤其对比河上肇的跌宕一生,得失或许只有上帝知道。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

(徐瑾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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