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建琳 朱耘

ID：BMR2004

维持原判！

缔造出一个葵花药业“王国”的关彦斌因砍杀前妻跌下“神坛”，2020年7月一审判决中其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事后，关彦斌提出上诉，2020年12月10日，关彦斌亲属收到二审判决结果：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

股价最先给出反应，截至12月11日收盘，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2737.SZ，简称“葵花药业”）股价下跌2.63%。12月12日，葵花药业公布相关公告时表示，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上述事项为实际控制人个人案件，不涉及公司及公司经营业务，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观察可发现，自2018年年底关彦斌砍杀前妻的案件发生后，葵花药业2019年总营收出现持续多年增长后的下滑，扣非后的年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呈放缓趋势。其间，葵花药业高管团队发生重大变动，关彦斌于2018年12月28日提出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总经理和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仅担任公司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一职。随后，关彦斌的女儿正式接班，大女儿关玉秀接棒担任董事长，二女儿关一担任总经理。

近日，《商学院》记者致电葵花药业董事会秘书处询问业绩放缓是否与接班人换代有关时，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回复道：“不光葵花（药业），任何一个企业（接班人）换代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大家的认知可能会有些不一样，整体团队也需要磨合，但目前看接班人在公司经营上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至于后续能不能让投资者满意只能交给时间。”

“小葵花妈妈课堂开课啦！”过去，人们打开电视，经常能听到这句广告词。葵花这个品牌在大众的心目中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尤其是被葵花药业视作“驱动公司业绩增长、构建公司竞争壁垒核心能力”的小葵花儿童药（简称“儿药”），儿药也是葵花药业的第一战略，并且在品类上形成儿药为主，妇科药和老年慢病品类为辅的战略格局。

靠着“广告拉、处方带、OTC推、游击队抢”的营销策略，葵花药业打出了品牌影响力，形成公司年报中提及的“19个事业部/大区级销售单元、零售市场覆盖除西藏外的所有省、市和地区、近万家等级医院及基层医疗销售公司产品”的成绩。

曾在葵花药业做过地区经理的于宽（化名）概括了葵花药业做品牌力的两大办法，在核心品类上猛砸广告，在零售药店猛做地推。《商学院》记者梳理葵花药业自2014年上市后公开披露的2013年至2019年经营业绩看到，公司的广告宣传费年年攀高，该费用在当年营收中的占比也呈增长势头。

那些年里，与广告宣传费一样持续增长的还有葵花药业的营收，但到了2019年，连续多年持续增长的局面被打破，葵花药业的总营收同比下滑2.24%，2020年前三季度继续下滑，总营收22.06亿元，同比减少29.98%。而在扣非净利润方面，尽管总体呈波动增长，但能看出其同比增长率近两年下滑明显，到2020年前三季度继续下滑，同比减少9.67%。

2019年，葵花药业经历了实控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国际金融报》报道，2018年12月22日，时任葵花药业董事长、总经理的关彦斌持刀砍向前妻张晓兰，后被张晓兰弟弟夺下刀具，之后关彦斌又拿刀试图自杀，也被夺下，案发第二天，关彦斌在医院被警方逮捕。

2018年12月28日，关彦斌递交辞呈，辞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总经理和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仅担任公司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一职，辞职理由是“因个人年龄原因，从公司长远发展角度出发，为给年轻人更多机会，优化经营管理团队。”

葵花药业差不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便相继公布了接班人选——关彦斌的二女儿关一被聘任为葵花药业总经理，被选举为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该委员会的召集人，大女儿关玉秀被选举为董事长。或许很难去量化因关彦斌个人案件而显得匆匆忙忙的决策层换代究竟给2019年的业绩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但于宽认为“多少会影响士气” 。

新冠疫情更是给葵花药业当头一棒，董秘处工作人员向《商学院》记者表示，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下滑主要缘于疫情严峻时期为排除传播风险，感冒类药物在零售药店面临较强的销售管控，及疫情好转后人们通过戴口罩增强了防护意识，感冒人群减少，终端需求下降。

对接班不久的关玉秀和关一来说，如何快速应对并重新回到正向增长轨道，是眼下最大的挑战。不过除了关彦斌案件与疫情的影响，业内人士认为葵花药业还面临着营销模式较老化、销售渠道竞争激烈的挑战。于宽介绍，电视广告曾是葵花药业广告投放主阵地，零售药店是销量主力贡献者，零售药店销量占比在70%左右，剩下来自医院和社区卫生院等渠道。

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创始人史立臣认为，近两年电视广告的投入产出比越来越不合理，包括葵花药业在内的很多企业都在逐渐减少电视广告，因此营销业绩也会受到些影响，药企需要在优化营销模式上多加思考。记者看到，2019年葵花药业年报中提到公司通过电视、网络、自媒体多渠道触达消费者，同时根据品类采取广告、学术推广等不同营销模式。

为了解更多，记者致电董秘处咨询电视、网络、自媒体等营销渠道的投放量占比，对方表示不方便透露，仅介绍处方类药物主要以学术推广模式营销，非处方类的儿药以广告宣传为主，妇科药以地推为主，“因为现在媒体的宣传也是越来越碎片化，所以我们也会参与像电视节目的赞助、冠名等活动，剩下就是大家能看到的广告、学术推广、公益平台推广等。

在史立臣看来，零售药店这部分销售渠道未来也面临不小挑战，“如今消费者在线上购药已成为趋势，规模已经达千亿级，若线上开具处方药权限放开，线上药房会直接抢占线下份额，再者，有些省份已经把医保和药店打通，被纳入医保目录或国家带量采购的产品在药店售卖有加价限制，会冲击自主定价价格较高的产品” 。

采访过程中，业界观察人士均提及葵花药业不重研发。相比最低约10%的广告宣传费占营收，葵花药业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确实明显偏低。葵花药业招股书中曾提到，预计上市后三年每年发生的研发投入总额要占当年营业收入的3%到4%之间，但实际上，上市后的葵花药业这一比重始终未超过3%，而同样儿药知名的亚宝药业这一比重约在5%到8%之间。

事实上，中药企业普遍面临研发投入低的状况。有媒体统计，2019年，64家披露了研发投入的中药上市企业在研发投入占营收比的中位数仅为3.28%。拿中药领域知名企业同仁堂、云南白药来说，其2019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分别为1.82%和0.59%。

史立臣认为，其原因来自于过去中国的医药行业相对封闭，部分企业依靠几款产品就可以生存得很舒服，研发动力不足。与此同时，也有长期观察医药企业的人士认为，中药研发本身难度大，有的中药化合物达20多种，要按照西药标准去验证每一种化合物对疾病的有效性比较难。

葵花药业董秘处工作人员也提及，以中成药为主的企业要做新药研发，难度系数大，预期成果也不可控，所以公司会根据实际需要去做研发投入计划，不可能在不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不需要的情况下做大量研发投入。如果新药研发投入少，后续新品又来源于哪里呢？于宽个人觉得，收购是葵花药业这几年做产品线扩展的主要办法。

回看葵花药业上市后的公告，公司已陆续将四家药业公司收入囊中。2015年，葵花药业收购湖北襄阳隆中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用来为“小葵花”儿童药、妇科药和呼吸感冒药补充重要品种；同年又收购了吉林省健今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看中其拥有全国独家品种、国内药品文号较少的产品优势；2016年宣布收购贵州宏奇药业有限公司，用其多个独家品种为自己储备黄金单品，补充多个产品线；2018年又收购了天津天宿光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借此研究抗癌植物药，提升新药研发实力，同时布局人参产业，丰富补益类产品线。

收购成型药品，对企业来说无疑是补充产品线最快的办法。“这些成型药品和我们现有的产品结构、营销渠道相匹配，我们也看好收购品种未来的前景，这样，产品推出效率和上量节奏就会高于研发速度，相对来说省时省力。”董秘处工作人员告诉《商学院》记者。

“买买买”固然无可厚非，但业界人士认为，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尤其是国家级带量采购、医保目录谈判、地方集采等政策要求下，医药行业在转型，研发能力不强的企业可能会被甩得越来越远，“你看现在医院同类药品降价幅度有多大，药店渠道都受到影响了。”史立臣对记者谈道。

某药企医学经理曹博认为，相比化学药，中成药无论在疾病定位、适用人群还是循证医学等方面都有很大难度，但不可否认，如果有中成药能实现循证医学充分、价格合理、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有效性安全性被认可，那这样的药品才能进入国家医保目录里，拥有一定市场竞争力，而像葵花药业这类不太注重研发的企业竞争力就不足，因为其主营儿药、妇科药的非处方药，这些品种在市场上竞争压力非常大。

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不同角度有不同观点，葵花药业董秘处表示，公司大部分营收在零售药店渠道，公司产品在该渠道有较强的用户黏性，处方端公司也没有放弃，学术渠道的拉动也能促进OTC销售，所以目前来看研发投入低不会对营收形成重大影响。于宽也认为医保政策对葵花药业影响不大。

“一方面，葵花药业拥有品牌知名度，即使竞品有价格优势，认可品牌的消费者还是愿意去承受溢价的；另一方面，葵花药业产品品种多，即使带量采购压低部分药品的利润空间，也不会影响到全局。就看未来国家的医保控费政策究竟发展成什么走向了。”于宽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道。

业绩放缓、行业竞争加剧的当下，摆在葵花药业面前的挑战是家族接班人能否尽快带领企业走出关彦斌案件对企业形象的不良影响，并平稳过渡让企业重回增长之路，而其内核实质上是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规避家族系统内人员关系等因素对企业层面造成的影响。

这要从葵花药业成立说起。公开资料显示，关彦斌的经历非常丰富，在部队做过空降兵，端过“铁饭碗”，开过砖厂、塑料厂，直到1998年买下经营不善改制出售的黑龙江国有企业五常制药厂，而这个买的过程离不开张晓兰的帮助。

张晓兰与关彦斌结识于上世纪90年代，两人经常相互帮对方的忙，后来，张晓兰离开沈阳去关彦斌的塑料厂做“技改”工作。工作的内容据张晓兰接受经济观察网采访时所说，“就是向国家争取优惠政策，包括申请国家贷款等” 。买五常制药厂所需贷款就是张晓兰帮忙完成的。

据悉，张晓兰离开沈阳之前，关彦斌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关玉秀和关一都是关彦斌与第一任妻子所生。1998年，被关彦斌买下的五常制药厂更名为黑龙江省五常葵花药业有限公司，逐渐发展成后来的葵花药业。同年，有两个女儿的关彦斌和有一个儿子的张晓兰结了婚。

多年后，关彦斌与张晓兰生了一个儿子叫关童骏。这个再组家庭也曾有过甜蜜幸福的时光，两人齐力带领葵花药业越做越大并推向资本市场。据葵花药业招股书披露，彼时公司实控人为关彦斌和张晓兰夫妇，关彦斌为董事长、总经理，张晓兰担任董事、副总经理，两人直接和间接共控制了葵花药业75.73%的股份。

除了关彦斌夫妇，关彦斌相关亲属在公司中也担任着不少重要职位。比如关彦斌的弟弟关彦明与关彦玲，前者曾任葵花药业董事、副总经理，后者现任葵花药业董事，再比如担负接班重任的关玉秀和关一，接班前便在集团不同部门甚至子公司历练过多年。

而张晓兰之子宋萌萌则未涉足核心职位，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董事的企业主要为房地产和医药批发企业。比如其在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中担任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在关彦斌持股59%的本溪嘉财恒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担任董事……

一个清晰的事实是，在关彦斌与张晓兰夫妻创业的过程中，关氏一族更多地参与了葵花药业的经营管理。可惜，关彦斌与张晓兰的再组婚姻最终因关彦斌的婚外情而分崩离析。2017年7月，张晓兰辞去葵花药业董事、副总经理，不再担任公司内其他职务，并将自己所持公司股份悉数转让给关彦斌。

如果说关彦斌案件将有着复杂家庭关系的家族企业隐患暴露在水面外的话，那么仍处在水面下的高管团队多为家族成员现状则讲述了其可能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即外部职业经理人引进不足。“葵花（药业）的挑战可能主要在人员体系这方面，我离职后的几年里，我所在地区几乎一年换一届职业经理人，整个领导班子的战斗力、凝聚力如何做强是个挑战，同时用人的福利待遇体系得跟上，要有现代化的管理和标准化的薪酬体系。”于宽谈道。

记者翻阅葵花药业2014年年报时注意到，除了关彦斌夫妇和关彦玲，剩余位列董监高职位的14位高管中，近半数原先在黑龙江五常市或五常县工作，有的还有政府或银行工作背景，比如时任董事的张权曾供职于五常县政府、松花江地区经委、五常市委，董事刘天威曾供职于五常市常堡乡财政所，监事会主席刘宝东曾任中国工商银行五常市支行副行长；近半数担任董监高之前就在葵花药业工作，有几位甚至成长于五常塑料厂、五常制药厂时期。

如今再查阅2019年年报，会发现前述提到的几位高管依然在职，刘天威仍担任董事，任景尚从2014年时的副总经理做到了董事，刘宝东也依然担任监事会主席。相对地，来自其他企业、地区的职业经理人数量较少，粗略计算，近5年中，有其他企业工作经验、位列董监高的高管有三位，均已因个人原因离职，两位供职三年左右，一位仅供职三个月。

也许，实控人的婚外情是导致后续一切的导火索，又或许，相对封闭、以内部培养为主的人才成长体系让企业缺乏生机。在穆胜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创始人穆胜看来，本质在于家族底层有没有治理逻辑，中国很少有企业家能在家族企业做大之前就考虑好家族治理宪章，如果没有搭建好底层的治理架构，即使是引入职业经理人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代际传承其实也很容易出问题。

“因此，家族企业重点应放在初始就要搭好底层的权力架构，为企业组织转型争取时间差，同时这个过程要有强纠错机制，让企业在时间差内完成平台型组织转型，不是让一个老板当火车头拉动公司，是让企业产生若干个动力源形成‘联合舰队’，不依赖某个企业家的存在，而是让企业产生若干个自己，这是家族企业解决代际传承风险最大的筹码。”穆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