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席卷全球，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掀起了一场数字革命、智能革命。这场数智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解放了人类的双手甚至大脑，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与新动力。但是数字技术的风险传导将更加快速、系统性和不可预测，因此，如何正确认识数字化风险，直面数字化风险在社会经济运行等各个层面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是数字中国建设所必须重视的问题。

总结下来，数字经济时代面临五大风险，需要高度重视。

其一，感知数字化带来个人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算法推荐机制基于用户个性化的兴趣和需求，会为不同用户筛选出更具针对性的推荐内容，也因此限制了用户信息获取的范围和广度，造成信息输出的单一化和同质化，加剧“信息茧房”（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效应。另外，当前某些数字媒体以更具隐蔽性的方式对某些群体进行思想观念的塑造、意识形态的演变和文化价值的渗透。在“数据殖民”的影响之下，某些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将逐步发生改变，进而放大人们对未来的悲观情绪。

其二，劳动数字化引发“内卷”与“躺平”现象。数字时代在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也会使得一些岗位遭到淘汰，新旧岗位对劳动者的能力需求不同。通常而言，新岗位对于技术的适应能力与知识的创新能力要求较高，而旧岗位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业者多是技能型劳动者。因此，新旧岗位劳动者迁移的过程中会产生就业不足和失业的问题。失业人群再就业的过程中很难弥补现在的就业缺口，只会导致某些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再加上数字时代下的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必须以先发优势抢占市场以获取垄断优势，这也加剧了数字企业非核心岗位用工方式的简单化、粗暴化。数字时代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人才短缺和劳动者冗余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了“内卷”与“躺平”的社会现象。

其三，货币数字化引发金融大变局。除数字人民币以外，目前，海外主要经济体也都在开展央行数字货币研发，但各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基本都处于试点阶段，甚至是研究规划阶段。影响其应用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风险防控机制尚未建立，由此带来了一定风险，一是影响金融系统稳定和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一旦公众通过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可轻松接入央行资产负债表，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活动将出现较大波动，加剧商业银行“脱媒化”，破坏商业银行的稳定性，进而影响银行融资和发放信贷的能力，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二是隐私泄露风险加大。央行数字货币的不完全去中心化管理体制意味着各国央行将承担着中心化管理的职责，可以收集数字货币海量的流动数据，一旦这些数据成为犯罪分子和敌对国家网络攻击的目标，将给数据管理方造成巨大损失。

其四，产业数字化推动智能制造、服务制造业升级带来的产业生态风险。智能制造通过交互式平台，在产品内嵌入智能模块，使得企业可以提取分析数据信息以提供多样化智能服务，如客户增值体验、产品优化方案等，企业的业务重心从提供工业产品转向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收入模式从一次性出售产品转向通过提供持续服务获得收入。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科斯企业边界理论（一个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交易成本的对比）或将失灵，企业生产需要通过搭建智能化制造开放平台，与更多的企业发生连接以形成大的产业生态，而其生产过程的全球化也将面临系统性、全局性的风险。一是硬件风险，半导体产业的自主可控尤为关键；二是软件风险，开源软件存在大量漏洞，严重影响工业互联网企业的安全；三是收益风险，企业推进智能制造系统的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等固定成本，实体产品也没有边际收益递增的规律，企业回本盈利的前景并不明朗。

其五，竞争数字化引发大国科技制高点的争夺。中国拥有最大的需求市场，美国拥有最全的创新体系，中美两国分别以应用层面和技术层面的优势正在建立一个相互独立的“两级化”科技创新体系，并将主导全球的贸易体系和科技竞争格局。美国作为科技领域“守成国”，基于零和博弈的对华竞争思维，将科技发展同国家安全挂钩，为防止本国尖端技术被其他国家超越，制定的科技战略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对于重大的高精尖领域战略都有着极强的防御倾向，从而加剧了科技竞争的风险。

数字时代将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做出颠覆性的改变，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以及人际关系将得以建立和塑造。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生数字风险，其影响面不仅关系到产业与经济发展层面，更关系到经济发展的非经济目标以及经济发展中人们的幸福感。为此，数字经济的风险防范不仅是政府部门、管理部门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个人风险自治的需要。

来源 | 《商学院》杂志2023年10月刊

作者 | 申宇婧（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