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石丹

ID | BMR2004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全球商业生态，由此，传统的商科教育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培养既理解AI技术逻辑，又能驾驭商业复杂性的复合型人才？如何实现从人才输送到价值共生？如何重塑AI时代商科教育的范式？如何通过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变革，弥合技术与商业之间的鸿沟，培养适应未来需求的领导者？

在由中国经营报社、中经传媒智库、《商学院》杂志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联合主办的“破界·共生：新商业文明重构未来暨《商学院》第二届新商业文明论坛”的“新商学夜话”环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生院院长段红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原院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国际化管理专委会主任牛华勇，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赵大旋，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魏秀丽，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陈端，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可持续发展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向光未来总裁马翔宇，中国经营报社副总编辑、《商学院》杂志主编、中经传媒智库负责人屈丽丽及三位MBA毕业生的优秀代表——人大MBA AI科创俱乐部会长、阿里巴巴集团高级专家、阿里云智能集团瓴羊生态合作总监杨波，清华MBA人工智能俱乐部主席、无界机器人联合创始人、产品&战略副总裁徐荣强，第28届北京大学MBA联合会主席、生数科技商业化总监陈鹤天，大家共聚一堂，探讨AI时代商学教育的改革。本次夜话由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理事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可持续发展管理专委会执行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强主持。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培养融合“商业实践+AI技术应用”的商界引领型高层次管理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当代商科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使命。当商学教育能够真正连接产业痛点、技术前沿与商业本质时，才能培养出“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的商业领袖。

牛华勇在商学教育领域深耕20余年，并有12年担任院长的经验。他直言，如今的商学教育面临极大的挑战。以MBA项目为例，其招生市场面临剧烈震荡，这既与项目之间的竞争有关，也与MBA教育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有关。最近几年包括金融、会计、国际商务等在内的专业型硕士，无论从结构设计还是教育质量角度，都已经成为MBA教育的有力竞争对手。例如，同样是管理类联考，某高校会计专业硕士的录取分数甚至会比MBA高出70多分，这背后折射出的是项目结构和生源结构的根本性转变：最近几年，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先拿硕士学位，再出来参加工作，会计、金融等专业型硕士因为没有工作年限的限制、项目设计的实践导向，所以更受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欢迎。随着越来越多的应届本科生选择普通专业型硕士，以往届毕业生为定位目标的MBA，其生源数量和质量都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中。MBA项目学费高昂、学习周期长、职业回报模糊等问题，明显削弱了其竞争力。

更加严峻的是，最近几年，整个商学院的教育形态正在逐步趋于固化，商学院的运行机制、创新动力，甚至知识体系都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相比于业界，教育界探索商业新知的冲动明显偏低，商学院知识更新滞后，教授们将市场前沿动态转化为结构化知识的速度缓慢。老旧的模式和知识，耗尽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难以给市场带来真正的启迪。必须看到，绝大部分的商学院与其所在高校的运行机制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摩擦。在高度管制的条件下，商学院的创新冲动受到了巨大的抑制，目前已经无法承担商业知识创新和传播平台的完整功能。

对于这些挑战，牛华勇也提出了自己较为颠覆的思考。他认为，商学教育的改革需突破高校的传统治理框架，有条件的商学院，应该去探索“理事会”领导下的相对独立运营模式。具体而言，可以考虑构建“大学监管+理事会决策+院长执行”的三层架构，除了大学代表以外，要吸收业界代表、杰出校友等进入商学院理事会，确保商学院在战略上的灵活性以及在决策和财务上的相对独立性，这将极大地促进商学院的资源整合能力，展现更加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

赵大旋则更主张思考商学教育改革应该从能给学生什么样的额外附加价值角度去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是全国MBA办学历史最悠久的一个院校，今年正好庆祝35周年。”赵大旋说，“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与AI技术颠覆传统知识传播模式的双重冲击下，中国MBA教育到了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首先是历史红利的消失。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通过学位授予制度构建起高校对上课教育的“垄断性供给”，使得商学院拥有“学位稀缺性+教育资源垄断”的双重护城河。彼时，企业高管为弥补早期高等教育的缺失，会在工作多年后选择进商学院读书。但如今，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60%，直接瓦解了“学位稀缺性”的底层逻辑。其次是短视频平台的崛起，使优质商科知识以碎片化、场景化形式触达用户，传统课堂的知识传播模式被彻底打破。中国MBA教育的历史拐点已经出现。应该如何应对呢？“面对这一趋势，商学院的MBA教育唯有不断创新，为学员创造出更多附加价值，例如增强身份认同、提供同行互助的平台、构建终身受益的校友网络，方能为MBA教育注入持久的生命力，推动其可持续发展。”赵大旋说。

陈鹤天直言，在知识爆炸与技术迭代的双重冲击下，传统商科课程如何突破“教用脱节”的困局是核心之一。当MBA褪去学历光环之后，引入更多贴合时代发展的课程就显得非常必要，商学院的价值必须回归真实战场。“我的工作实践告诉我，商业逻辑分析的培养其实非常重要，学院可以将一些热门企业实践、商业逻辑做梳理和体系性地提炼形成案例。”这种校企深度联手的课程模式，让课堂成为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的“会诊室”。同时，陈鹤天强调，在院校内的“连接”也很重要。在北大，他通过校内交叉学科的选修，不仅完成了数十篇考古作业笔记，更重要的是这种多元连接、思维交叉的学习过程，有利于开拓视野，这种突破商学院自身课程“向外”的探索和跨学科思维，帮助学生构建了体系化理解商业难题的思路，形成了应对复杂市场的结构性思维。

陈端认为，在讨论商学教育如何改革的时候，可以以终为始，围绕未来整个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来反推商科教育应该如何寻找着力点和破局点。陈端指出，智能商业决策闭环的崛起正在重塑企业家的能力图谱。传统以经验驱动的决策模式正被大数据算法取代，企业家将从过去多种资源的整合者，进化为创新的组织架构师。这要求企业家具备构建开放创新生态的能力，同时，其关注点不能只是商业回报，应该追求以ESG引领商业模式的良性创新，追求ESG与商业之间的耦合度。

可见，可持续发展的新商业文明理念及实践，是未来商学教育能提供给学生的重要价值。

魏秀丽结合自身教学实践认为，作为商学院《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课程的授课教师，应承担以下三种关键角色：

第一，播种者：教师需系统性地启蒙学生的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意识，为学生构建关于商业伦理、社会责任、ESG和社会价值的基本认知框架。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在学生的心中播下新商业文明的种子。

第二，观察者：教师应积极引入企业前沿实践中的鲜活案例，论证企业社会责任如何有机融入战略体系并创造多维价值，从而客观诠释“负责任商业实践”在现实操作层面的可行性。

第三，参与者：教师应设计并组织相关的如案例竞赛或模拟可持续商业项目等活动，促使新商业文明的种子在实际场景中生根发芽，使学生深刻体验伦理决策与责任践行在真实商业环境中的挑战及其价值创造过程。

马翔宇曾有着在国内头部商学院近二十年的企业高层管理培训项目管理者的经历，是中国商学教育的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在商学院工作期间，曾做了早期企业参访游学的尝试。离开商学院之后，她一直在做一个探索，就是如何让ESG可持续商业与现有的商学教育做个“连接”。一方面希望把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商业的知识带进商学院课堂，另一方面也可以把通过向光奖发掘到的优秀社会价值企业的实践提炼成案例，让商学院的教授在教授理论之外，有更多的带着社会创新色彩、社会价值特色的企业案例进入课堂。同时，经过商学院课堂提炼出的系统知识又成为了企业的Know-how。在马翔宇看来，这便是“知识共生”，让多方资源协同，让商学教育能够链接学术智慧、产业实践，成为产业创新的催化剂和社会价值的放大器，才能真正实现“跨界共生”，这不仅是商学教育的破局之道，更是商业文明进化的必由之路。

当教育者、企业家们将社会价值的种子植入课程体系，用鲜活的案例激活学生认知并通过实践项目锤炼其行动力时，商学院便真正成为新商业文明的创新孵化器。

徐荣强认为，商学教育不变的是底层的商业逻辑，变的是如何去结合前沿的技术，这两者组合起来的课程，构建了一个“底层逻辑+前沿技术”的二元知识体系，才能真正培养面向未来的企业家、管理者。例如现在的AI正在重构、解决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企业管理者和企业的领导团队也必须理解AI怎么去解决生产力变革的周期、生产关系的变革周期，这样才不会因为对技术周期的把握不准，过早地成为行业“炮灰”或者过晚错失风口。因此，徐荣强认为，AI应该成为商学教育中的重要一环。

在AI驱动下，企业组织趋于小型化、敏捷化，对人才提出需要具备“技术+产业+资本”的融合能力，这种跨界能力和综合性知识框架体系，正是商学教育需强化的方向。“清华的实践是，在课堂上，教授提供底层经典的知识和框架底座，学生分享各自行业案例，这既不是现代的思想去替代传统思想，也不是完全依赖于传统思想，而是知识体系的动态平衡。这与大会‘破界·共生’的是一个逻辑，即AI带来的新理念新知识和经典的理念需要碰撞、破界，才能真正融合到课程中去，从而实现知行合一。“接下来，我们AI联盟会做很多活动，这也将成为商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荣强说。

杨波表示，最近两年工作的增长点都在AI。因此，杨波在回归校友会之后，在人大商学院的支持下，成立了AI科创俱乐部，探索如何帮助学弟学妹们真正地在AI方向上更好地转型。《商学院》杂志记者此前在采访人大商学院院长易靖韬时了解到，2025年，人大商学院在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下增设“人工智能管理MBA”，其核心是培育兼具商业管理实践与AI技术融合共生的引领型商业管理人才。

陈端提出，商科教育应培养学员具备“两度两力”，即政策敏锐度、技术敏捷度；用户洞察力、产业穿透力，并在此基础上去探索垂类MBA项目及其与政策红利、行业资源、新兴领域的深度链接。具体而言，陈端认为，企业作为微观经营主体，面临着政策红利与风险的双重性，特别是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创新往往既伴随政策红利又伴随着不确定性。有些行业存在企业先行，法规滞后的现象，企业前期投入就可能变成沉没成本。这对企业家而言，需要前瞻性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是基于社会整体变迁的一种复杂系统思维，来反观自身企业创新行为在社会创新生态中的地位和走势，这也为企业家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陈端认为，面对技术—政策—产业的复合型挑战，垂类深耕与生态赋能是商科教育的“破局”路径。比如近年文博产业的深度开发，带动了一些新型价值链的形成和增收。商科教育是否可以探索在文化科技融合角度做一些垂类的MBA呢？

而在MBA教育差异化道路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以下简称“商务部研究院”）则颇具特色。段红梅介绍，商务部研究院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对外贸易、国际商务、国际合作建设与发展的主力军和排头兵，2015年入选中央确立的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单位。研究院下设22个所，每个所都对应商务部的主要业务司局，比如对外贸易研究所、流通与消费研究所、现代供应链研究所、贸易与投资安全研究所、电子商务研究所等，都极具特色和专业性。在此背景下，MBA教育培养突出“时效性、专业性、前沿性、国际性”四大特性。“智库平台的定位支撑它从政策规划到产业落地，从智库研究到课堂案例，可以‘一条龙’地让学生享受到快捷而实用的优质教学资源。今年9月，全国首次‘出口管制’专业领域研究生课程即将开课。”段红梅说。这种“智库型商学院”也是应对当下商学教育知识体系滞后、特色价值不足、生源质量隐忧等问题的探索路径之一。在AI重构商业逻辑、地缘政治重塑全球秩序的背景下，商务部研究院以“智库化”为突破口，以“独特性”为保障，亦为中国商学教育的突围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

“夜话”的最后，屈丽丽总结表示，当前，新商业文明呈现“破界·共生”的趋势：人工智能、ESG、数智化等重构商业底层逻辑，企业通过解决社会问题创造协同价值。商学院教育则需回应这一变革，实现从课程设计到实践场景的全面升级。媒体作为连接器，可发挥独特作用：通过议题设置与资源整合，将产业前沿的突破者和实践者引入课堂，为教育注入实战洞察；同时，依托智库专家网络和校友资源，搭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体系，推动产教深度融合。未来，商学院应成为开放平台，汇聚多方力量，培养具备底层逻辑与跨界思维的新商业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