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先生治台七年半，还有半年才卸任，现在就来给他的政绩作总结，似乎有点早。但还是可以从现阶段的观察试着总结一下，我想分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这个话题。

政坛明星“小马哥”

马英九先生出身于传统的国民党家庭，自幼深受熏陶。他原籍湖南，1949年生于香港，后随家人赴台湾，属于“外省籍”。他父亲长期在国民党内及政府部门工作，这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他还是个典型的孝子，去年4月份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了一场钓鱼岛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他母亲病重，不久后去世了。他拨出陪伴母亲的时间，应邀出席我们的会议并发表演讲，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他的从政生涯，是从国民党的干部，一直做到党主席，从台北市市长做到“总统”。自1984年担任国民党党部第三副秘书长，在政坛崭露头角起，到1998年通过民选当上台北市市长，2005年成为国民党主席，再到2008年竞选成功，出任“总统”，并连选连任。这就是他主要的政坛之路。

马英九先生有强烈的国家认同。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大陆举行了“九三阅兵”等大型纪念活动，而在马英九的指示下，台湾从7月7日到10月25日之间，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七七事变”纪念日、“八一五”日本投降日、9月3日“军人节”、“双十国庆节”及10月25日台湾光复纪念日等等，展现了当年国民政府抗战的历史。由此可以清楚看出马英九的国家认同观念。

在此我补充一点资料：台湾“外交部”还制作了一份官方论述抗战胜利70周年的折页，内容原先都使用“全国军民”一词，我建议应该适当加入“中华民族”的说法，结果有两处得到采纳。

马英九先生执政近八年，最大的背景是“中国崛起”的效应。大陆经济急速增长，接连超越除美国外的七大工业国，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2013年6月服贸协议（全称“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签订之前，台湾与大陆有关的对外贸易已达到外贸总额40%的水平。因此，马英九当局的政策是加强与大陆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

另一重要背景是“中国威胁论”与美日对中国的戒心。在这一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台湾希望大陆能释放更多的善意。

“不统、不独、不武”

马英九2008年上台执政至今，两岸之间确实展现了自1949年分治以来前所未有的祥和气氛。

第一，马英九两岸政策的战略之轴是“不统、不独、不武”。“不统、不独”既安抚台湾岛内民意，对大陆也有所交代，“不武”则强调维持台海和平，这三点应是两岸各方能够接受或至少勉强能够接受的。

第二，马英九两岸政策的框架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大陆方面则强调“九二共识”，淡化“一中各表”。仅从这一点来说，两岸还没有达到全面的“共识”。所谓“九二共识”的说法本身，1992年辜汪会谈时并没有，是后来总结、“追认”的，所以这个“共识”比较微妙，也存在一定争议。

第三，马英九对两岸关系有明显推进。首先，是恢复两岸“两会”（大陆的海协会与台湾的海基会）协商机制。“两会”严格来说是官方授权的民间机构，两岸事务的官方机构是大陆的国台办与台湾的陆委会。之所以说是“恢复”，是因为陈水扁执政时期（2000—2008）两岸交流陷于停顿，关系甚至近乎破裂。

其次，是开放“三通”（又称“大三通”）与陆客、陆生来台。“小三通”，即金门、马祖与厦门（后增加泉州、晋江）之间的通商、通航、通邮，是陈水扁与民进党执政时期，由时任陆委会主任蔡英文主导实施。所以，目前正参与下一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的蔡英文，并非对两岸事务不熟悉和不热衷。当年“大三通”开放后，我在台湾，第一次在超市遇到陆客，感觉非常新奇，因为这样的光景，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陆生方面，起初只是短期的交换生来台，现在更多是正式的大陆赴台留学生了。我个人对此是大力支持的，并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出一些建议。

再次，是与大陆方面签订“ECFA”协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英文缩写），它跟与香港签订的CEPA协议（“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缩写）具体条款虽有不同，精神内核是基本一致的，就是大陆在经贸服务上实施对台让利的开放政策。2009年，大陆同意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WHO（世界卫生组织），这是马英九政府的得意政绩之一。可惜的是后继乏力，其中的关键主要在于大陆方面怎么想。

最近几天不少人问我：“习马会”是否对即将到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选情处于不利形势的国民党有所帮助？我觉得，如果双方的会谈有更多实质性的内容，可能更好一些。这也是马英九此次新加坡之行，仍然受到岛内某些人抨击的原因之一吧。

第四，马英九抵制“去中国化”的作为。马英九上任不久，即恢复“中华邮政”（扁时代改为“台湾邮政”），重新挂上“中正纪念堂”的牌匾（扁时代还把“大中至正”广场，改为“自由广场”），修改“九八课纲”，增加中国史的课程时间——后者就是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反课纲”运动的缘起。在扁时代，教学课程中台湾史与中国史课时相等，课纲调整后中国史课时明显增加，这当然是合理的。台湾在康熙前期（1683年）才正式纳入清朝版图，实施有效管治，之前分别经历过西班牙人、荷兰人和郑氏政权等，这些时期加起来不过400年，而中国历史少说也有三四千年了。

尽管如此，此次台湾官方所说的“微调”，在反对派看来是“大调”，同样引起很大争议。争议焦点之一，是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割让台湾后，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说法，到底是“日据”还是“日治”？ “日治”为过去多年台湾社会的主流说法，支持者认为这是中性的描述，并非“媚日”；而“日据”则包含占领、窃据等非法不正当之意。最后由马英九拍板，采用“日据”一说，要求正式公文中必须使用。但学术文章中如何用，则仍依个人习惯。

左右逢源还是夹缝腾挪？

也有马英九恢复不了的“去中国化”部分：比如国家统一委员会（1990年设立，简称“国统会”）以及国家统一纲领（1991年通过，简称“国统纲领”），在扁时代废除后未再恢复；改名为“自由广场”的“大中至正”广场也未恢复原名；继续维持台湾居民护照上“中华民国”加“TAIWAN”的字样（也是扁时代所添加）。这些方面改不回来，应该是台湾社会内部阻力太大，这一点大陆的朋友们恐怕难以理解。

对马英九这些政策模糊之处，我写过《欲走还留的“台湾论述”》等文章加以分析。“两岸统一”议题在台湾社会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这是国民党被迫临阵“换柱”（洪秀柱）的重要原因，她宣扬的理念缺乏足够的社会认同。

近八年来，马英九先生治下的两岸关系，至少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太阳花学运”与台湾社会的集体焦虑。表面上看，此次学运是对服贸协议的不满，反对者指责台立法院对该协议的审议太草率，在学运爆发几天后，民意调查显示，受访民众对学生的支持率比较高。我想，出发点再好的政策，人民不接受也是没有用的。在此事件上，马英九可谓一败涂地，抗议的学生基本上获胜，去年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就是这次事件的后果之一。

第二，失去年轻世代的信任。近期有一篇网文《身为一个年轻人，国民党得不到我支持的三个原因》疯传，作者的理由有三：国民党太老了；国民党仍活在威权世代；国民党小看了“天然独”。

第三，国民党连接“中国”的国家论述有局限性：缺乏真实中国正面形象的支撑。《为何“崛起”中国得不到台港年轻人的信任？》，这是我在香港《明报》发表的长达3000多字的文章，在港台引起相当的反响。

当然，非官方民调也显示，台湾民众认为马英九执政的实际能力不行，这是其声望持续走低的另一重要原因。

在对外政策方面，马英九先生的主线是“亲美、友日”。他去年4月在我筹办的“中研院”钓鱼岛问题研讨会上也亲口说过：现在的台日关系，是自1972年双方断交以来最好的时期。但外界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他采取的是真正的平衡战略，比如日本社会就普遍觉得他“倾中”，即更倾向于大陆。日本也尝试对他进行拉拢——如被马政府视为重要政绩之一的“台日渔业协定”的签署，台湾渔民可以在部分争议海域扩大捕鱼范围——但总的来说，这种拉拢不算非常成功。

马英九对维护国家领土始终立场坚定。他年轻时在台湾大学读书，就积极参与保钓运动，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博士论文，涉及从国际法角度看钓鱼岛主权归属的问题。我认为他并不反日，只是根据过往的观察和经历，阐述自己的立场。在他作为台湾领导人的任期内，台湾官方发布了《钓鱼台列屿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的小册子（2012年4月）。

去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119周年之日），马英九先生应我之邀，出席“多元视野下的钓鱼台问题新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他是在“3• 18太阳花学运”刚刚发生一天半后回复邀请，确认出席发言的，可见他对此议题的重视。去年4月10日学运结束，一周之后他如约出席会议，并做了30分钟的长篇发言，尽管期间还是遇到了会场内外的抗议活动。

布局后“习马会”时代？

近两年来，“习马会”一直在积极运作。去年11月北京举行APEC会议，马英九这一方认为是最佳时机，因为那次会议以经济体而不是以国家名义参与的，可照顾两岸双方的颜面。但大陆以两岸领导人会面不需要借助“国际场合”为由拒绝。那时候看起来，此事似乎已成为“死局”，所以新加坡的“习马会”有点突然，不少人都感到意外。

我个人对此的解读是：大陆方面应是习总书记亲自拍板决定。因为就在不久前美国军舰进入南海中国控制的美济礁12海里范围内，引起中方抗议，马英九则对美方行动表示欢迎（这与台湾防务依赖美国有关），显然令大陆不悦。在此情况下，大陆主管对台事务的官员很难主动提议继续推进“习马会”，而如此峰回路转的决策，正好显示了习总书记的魄力。早在一年前，我在《明报》上就写过《习马为何不能见？》的专栏文章，表达了我有关的看法。

我认为，“习马会”对大陆方面来说，是意在为明年台湾“5•20”大选后重新布局两岸政策作铺垫。国民党很可能会因败选而失去执政地位，马英九卸任之后，可以扮演“两岸桥梁”的角色。过去一段时间，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一直在充当此角色，但他已79岁高龄。一旦民进党胜选上台执政，马英九将是接替连战的合适人选。因此我不排除明年“5•20”之后，他会来北京。

马英九与连战的政治风格不一样，连战身段柔软，马英九则原则性较强，认定的方向会坚持走下去，过去大陆方面对其不信任，担心他踩到大陆设定的“红线”。但在“习马会”当天，马英九的表态相信大体上能让大陆满意，这也显示，马英九此时正在调整身段。不过我个人认为，这种调整可能是把“双刃剑”，因为要同时得到大陆以及台湾各派政治力量的认同，并不容易。

总而言之，两岸领导人能跨过66年的历史恩怨，面对面坐在一起，我们当然要欢迎。但我不完全赞同马英九努力促成“习马会”，是为了追求个人历史地位的说法。

我个人认为，马英九的历史定位早就有了，不管有没有“习马会”。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马英九的最后一年与历史定位》，文章的结论是：“（他）成功开启了两岸分治以来暌违60余年的和平新局”。

（林泉忠）    

作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台湾大学兼任副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先后在中国两岸三地接受教育，东亚国际关系专家，尤擅长于中日关系、海峡两岸关系及大中华区域整合研究。本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作者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记录整理，略有删节，文稿经本人审阅，内容纯属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